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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實力還沒有消失以前，和俄國解決這個問題，照我看來，似乎是最重要而壓倒一切的。&rdo; [ 作者註：邱吉爾把它叫做&ldo;鐵幕電報&rdo;。並且說，&ldo;在我寫的所有關於這一問題的公開檔案中，這一個最能代表我的判斷。&rdo;見《第二次世界大戰》），第6卷第498-499頁。 ]

關於這一點，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卻忽視了自己對於造成這場悲劇所起的作用。當他單獨一人指導這場戰爭時，他曾宣佈要以&ldo;不惜一切代價取得勝利&rdo;為目標。他要這樣做真是令人難以理解，因為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判斷曾是很高明的。

他在評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寫道：&ldo;政府和個人都按照這悲劇的韻律，搖搖晃晃地進入到無效的暴力之中，屠殺和破壞的規模日益增大，使人類社會所遭到的傷害，在一個世紀內都難以恢復。……勝利的代價是如此昂貴，以至於幾乎難和失敗相區別。它甚至連勝利者的安全都不能保證……這個以武力獲得的最圓滿的勝利，既不能解決歐洲問題，也不能消除再產生戰爭的危險。&rdo; [ 作者註：《191年的世界危機》，（1923年版），第17-18頁。 ]

既然勝利是不惜一切代價而贏得的，那麼問題就是如何阻止&ldo;蘇俄帝國主義的廣泛影響&rdo;。但是，美國人卻無意去阻止它。拼命進行戰爭和毀滅德國的意願，本是羅斯福時代的特徵，而到了杜魯門執政時期，這個意願又被帶入和平之中。為了不得罪公眾輿論，它卻沒有考慮未來。繼續控制美國政策的，不是政治家的才能．而是軍國主義的作風。

這與1870年的俾斯麥相比是多麼不同。那一年9月，普魯士的《民族日報》對於給予被俘的法國皇帝以周到的禮遇表示不滿。於是，俾斯麥說道：

&ldo;群眾的感情，公眾的輿論，往往都是採取那樣一種路線。人民總是堅持主張在國家與國家的衝突中，征服者應該審判被征服者，並根據手中的道德法律，對他們進行應有的懲治……這是一種極不合理的要求。懲罰與復仇和政策是毫無關係的。決不能把政策與公眾的懲罰衝動混為一談，也不能只想著行使法官的職權……在上面提到的事情中，我們應該研究的問題是：一個有用的拿破崙和一個無用的拿破崙，這兩者哪一個對我們更有用呢？總有一天他會重新崛起，這決不是不可能的。&rdo; [ 作者註：莫里茨&iddot;布希：《我們的前首相》，（1884年英文版），第1卷第98-9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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