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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資本主義文明的弊病。因此，魯迅認為，在這樣的時候，尼采、叔本華學說的提出，簡直像是洪水氾濫時的諾亞方舟。他還認為，憔悴的中國社會的精神要振奮起來，就得依靠具有強大意志力的英傑、力抗時俗的異端和敢於向神挑戰的摩羅一樣的英雄。只有這種人，才能以改革社會為己任，無所畏懼地堅守自己的主張，不隨波逐流，不為時俗所俘虜，對於中國，這種精神戰士比科學技術更為重要。

為了祖國的《新生》（5）

魯迅接受尼采的思想，只是把它作為一種批判的武器，藉以打翻還在統治中國的君主偶象，挽救沉淪中的祖國。因此魯迅早期的思想盡管運用尼采的某些口號和思想形式，但其內涵與整個尼采哲學的核心是不同的。就“任個人”來說，魯迅指的個人是舊*主義革命時期敢於站在時代前列、充當“精神界之戰士”的革命小資產階級知織分子，而這種從奴性中挺立起來的具有強烈個性的精神戰士，是引導大眾獲得解放的先驅，是敢於反抗強暴和壓迫的同情弱小民族的英雄，而不是尼采式的“超人”，以強凌弱的侵略者，任意擺佈人民大眾的政治寡頭。因此，對於尼采與拜倫這兩種“精神界之戰土”，魯迅更喜歡拜倫。

在發表於這一年二三月間的《摩羅詩力說》中，魯迅鼓吹的就是敢於勇猛反抗強暴的拜倫式的精神戰土。魯迅縱觀西方文學史，覺得拜倫、雪萊、密茨凱維支、顯克微支、普希金、萊蒙托夫等“摩羅”詩人，都是這種戰士。“摩羅”一詞，源於古印度梵語，是“惡魔”的意思。魯迅採用的這個譯語則出自梁武帝以前所譯的佛經。這在歐洲稱之為“撒旦”，是英國啟蒙主義詩人密爾頓的名著《失樂園》中的一個形象。十九世紀被英國宮廷封為“桂冠詩人”的騷塞，對以拜倫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詩派加給了“魔鬼派”的頭銜，是因為拜倫打破宗教的傳統觀念，偏偏給被汙辱的所謂“魔鬼”唱讚歌。例如他的浪漫主義劇作《該隱》，就是一個代表作。他在這個劇本中描寫了這樣的故事：亞當和夏娃被逐出樂園後，繼續讚美驅逐他們的上帝，而具有反抗精神的該隱對父母和弟弟亞伯的卑躬屈膝很不滿意，他不能理解，為什麼驅逐和欺負父母的上帝竟是善的化身？正當他在懷疑的時候，墮落為“撒旦”的天使盧息弗在他面前出現了，他追求自由、敢於反抗上帝的精神，使該隱十分欽佩。該隱於是跟著盧息弗遨遊宇宙，看到星球裡也有死亡，就問道：既然上帝也創造死亡，為什麼還被人認為是善的力量？盧息弗肯定地回答說，上帝並不是善，而恰恰是世界上惡的根源。拜倫就是這樣用”惡魔”的觀點來看上帝，鼓吹反抗至高無上的偶象。魯迅所稱讚的摩羅詩人，正是盧息弗這種傲岸不馴、真誠坦白的精神戰士。他們敢於發前人所未發的“新聲”，發“立意在反抗，旨歸在動作”的時代最強音，敢於藐視神的權威而不惜被人視為魔鬼。他們為真理而勇猛地開拓前驅的道路。

這種具有強大個性力量的精神戰士，與尼采式的精神戰士不同，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兩者都想圖強，但愛憎卻截然不同，“尼佉欲自強，而並頌強者”，是站在強者的立場，而拜倫等人，“亦欲自強，而力抗強者”，是站在弱者的立場。魯迅更愛力抗強者的“摩羅”性格。魯迅覺得，中國的興起，中國要從精神萎頓狀態中振作起來，正需要一批具有這種“摩羅”性格的啟蒙家，像他們那樣地百折不撓，勇往直前，以打破祖國社會之沉寂和民族精神之偏枯，這樣中國就有希望了。

《摩羅詩力說》是魯迅棄醫從文後所作的第一篇文學論文，它標誌著魯迅更堅實地踏上了文學的道路，並且是以一個勇猛的反抗者的身份踏上這條道路的。在這篇文章中，他不僅為祖國呼籲精神戰士，而且全面地闡述他的文藝觀點。這些觀點有的受到王國維的文學“非功利”的美學觀的影響，有的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