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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這種平靜氣候的背後，一場自宗教改革以來最恐怖的政治颶風正在形成，而且吉貝爾特（1737-1794）預計到了它的來臨。八年前，吉貝爾特在他的《戰術概論》一書中指出，謹小慎微的禮讓行動，不流血的運動，以及光榮的投降等戰爭形式，只是表面上的廉價，因為它們並不能產生總的政治的解決方法。於是，他提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鬥爭形式來代替它們。

他寫道：&ldo;但是，讓我們來假設一下，一個朝氣蓬勃的民族在歐洲興盛起來了。這個民族有天才，有智慧，有政治認識；它凝集了這些優秀的美德，組成了一個民族性的民兵組織，制定了擴張計劃，並且永遠不迷失它的方向；它懂得如何降低戰爭的成本，並堅持勝利。這樣的一個民族，是不會因為財政上的計算而被迫限制自己進行戰爭的。我們也會看到，這個民族將象秋風掃落葉一樣征服它的近鄰，並且推翻我們脆弱的組織。&rdo; [ 作者註：《戰術概論》（1803年版），第一卷第16頁。 ]

在十二年前（即1762年）曾要壓倒整個時代的颶風，到今天仍在搖拂著&ldo;脆弱的蘆葦&rdo;。對此，我們可以在讓&iddot;雅克&iddot;盧梭（1712-1778）的著作《社會契約論》中找到它的胚胎。它被稱之為&ldo;民主&rdo;，其基本觀念就是人人平等。這也是基督教教義的基礎。自從遠古時代以來，道德家和哲學家都一再強調民主，但是直到十八世紀上半期，這種思想才發展起來。盧梭有一句名言：&ldo;人生來是自由的，但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帶著枷鎖。&rdo;正是這一思想點燃了&ldo;理性時代&rdo;炸彈的導火案，使得爆炸不可避免。

盧梭在他的早期著作《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53年出版）一書中談到，在自然狀態中的人類，是‐種&ldo;高貴的野蠻&rdo;。而現在，他在《社會契約論》中，卻把人類擺在一個抽象觀唸的地位上，不使他們同地點、時間和環境發生聯絡。他提出這樣的問題：生來都是自由的人，為什麼現在在任何地方都要受到奴役呢？他的回答是，因為根據自然的權力（神意），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由大多數人進行的統治。他寫道：契約，就是&ldo;我們每個人把自己和他的一切權力都自獻出來，接受全體意志的超級指導。……每個人都把自己奉獻給全體，而不是把自己獻給某個人。&rdo; [ 作者註：《社會契約論》，第一篇第6章。 ] 如果有人拒絕這樣做，那麼大多數人就要強迫他服從全體的意志。按盧梭的說法，就是&ldo;強迫自由&rdo;。盧梭創造了&ldo;人民的絕對意志總是對的&rdo;這樣一個神話，於是，他就賦予民族國第一種&ldo;準神權&rdo;的法權，並且向民主革命者提供了最強有力的武器。他雖然認為，國家的組織與基督教徒的組織是敵對的，因為後者要求政教分離，這樣也就破壞了國家的統一性，但是他感覺到，有組織的宗教也是社會的必需品。他主張創立一種純公民性的信仰，以取代基督教。這種由人民決定的信仰，&ldo;不完全象宗教的教條，而是具有社會性的感情，如果沒有它，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好公民，甚至不能成為忠心的國民。&rdo; [ 作者註：《社會契約論》，第四篇第8章。 ]

盧梭提出一個假設，認為大多數人都是能夠辨別公共利益的，並且也願意追求這種利益。這種假設儘管純屬虛無縹緲，但是卻迎合了許多人的心理，因此，許多人也就不假思索地加以崇奉，把它變成為一種信仰。這樣，民眾的專制主義神靈便從君主的銅瓶中被釋放出來了。它趕走了國王的專制主義，重新建起通天塔，並把戰爭的拍賣場改變成了屠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