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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年代起,臺灣的經濟即快速成長。根據官方資料顯示:家庭支出在娛樂文化部分在70年代中期至1980年是至今最為快速的時段,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最具代表意義的是“7…11”形式的便利超市開始在臺北都會的出現。資料顯示,臺灣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是汽車、旅遊人口及旅遊業最為快速成長的時期;90年代中期是臺灣消費社會形成進入深化期的階段,臺灣民眾的消費行為過程已無形中形成了點、線、面地毯式的變動。換言之,由1970~2004年間,民眾消費形態不僅是在社會階層、社會結構、大眾心理或社會整體認知上有了改變,它更直接衝擊既有的文化系統,也間接地挑戰了臺灣民眾長期的價值觀念。在一連串的經濟發展計劃的施行過程中,臺灣在經濟發展上獲致明顯的成就,而且也促成其產業結構的轉變,逐步脫離傳統農業社會而邁向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陳光興與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 Movements共同主編,同前引書,2001。
大眾文化(mass culture),顧名思義即大眾傳播媒介所呈現的一切文化產品或訊息內容,或有學者稱之為“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值得注意的是,大眾文化與“高階文化”(high culture)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不同,與“民俗文化”(folk culture)也有差異。簡言之,大眾文化是介於高階文化與民俗文化之間的一種文化形式。但是它對中產階層興起卻有相當大的影響,理由有以下幾點:
1�中產階層的大量出現,具備了消費大眾文化的基本要因,即有知識、有錢、有能力去接觸大眾文化,提供了大眾文化生根、茁壯成長的市場。
2�教育的普遍:推行義務教育,文盲大量減少,民眾知識水準普遍提高。
3�工業化: 因為工業革命的快速發展,單位生產力大增,使得大眾開始有較多的時間去追求娛樂。
4�大眾媒介的快速發展:一般人從思想的傳播,到大量的娛樂享受,都可以藉著和大眾媒介的接觸獲得參與的機會。廣播電視媒體和機械複製技術的發達及文化傳播的企業化,促使大眾文化的確立,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當然,大眾文化的產生,不完全是大眾傳播的力量,而且以科技的發展、教育的普及、經濟的繁榮、公眾的閒暇以及消費社會等許多因素為基礎。彭懷恩:《傳播與社會——何謂大眾社會理論?何謂大眾文化?其與傳播媒介的關係為何?》,臺北:世新大學學期課程。
與社會變遷兩者之間的關係
在討論大眾媒介與社會的關係諸觀點時,學者馬奎爾針對三種不同層面來談:
(1)宰制對多元(dominance versus pluralism):宰制論者認為大眾傳播媒介掌握於少數精英或優勢階級手中,其媒介的權力集中,資訊來源受少數人的控制,資訊內容呈標準化,以及大眾對媒介內容極度依賴等;多元論者則認為資訊來源及內容都是多方面的,閱聽人可依興趣及需要選擇媒介內容。
(2)大眾媒介的離心和向心趨勢(centrifugal versus centripetal tendences):主張大眾傳播媒介具有向心力的研究者,認為媒介內容具有促進社會整合的功能,增進社會安定秩序,或進行社會控制;主張大眾媒介具有離心力者則認為,媒介內容可以促進現代化和傳播新知,或製造了疏離、價值解體及社會脫序等。
(3)媒介先變遷或社會先變遷(media or society as first mover?)主張媒介先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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