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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階級階層理論，一直存在兩種模式：一是馬克思基於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而建立的兩大對立階級模式，一是韋伯基於財富、權力、聲望差異而建立的等級式的階級模式。隨著工業化程序的逐步深入，資本主義在經歷了最初的階級間激烈衝突與對立之後，馬克思針對資本積累初期的預言——階級間的對立最終將形成階級的兩極分化，並沒有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出現，這導致許多西方社會學家更傾向於採用韋伯的理論來解釋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間的衝突與差異。在韋伯那裡，階級的劃分主要建立在權力、地位與聲望等基礎上。“階級”指的是“處於相同階級地位的人的任何群體”，不一定構成實際上的共同體。因此存在三個層面上的階級：主要依據財產多寡確定的有產階級，主要由市場利用機會來確定的職業階級和建立在前述階級地位總體之上的社會階級。在社會階級的範疇內，處於工人階級與有產者及因教育而享有特權的階級之間的，即是如今所謂的新中產階層，它們包括小資產階級和沒有產業的知識分子以及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商業和其他行業的“職員”、官員）。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上卷第333～337頁。等級的劃分則建立在習慣的生活方式基礎之上，任何一個人要想屬於某一特定的圈子，首先必須滿足它特有的生活方式的要求；而生活方式則建立在教育、出身、職業等事實之上。韋伯，同上引書，下卷第253～254頁，上卷第337～339頁。有關生活方式在社會階級研究中的地位由此確立。

國外的中產研究表明，以薪水僱員與文職人員為主要構成部分的新中產階層自誕生之日起，其內部異質性與邊際伸縮性就成為其顯著特色。Vidich，　ed�，op�cit�；　pp�55～82�　許多新興行業對教育水平與生產技能都有一定的要求，它們有別於過去骯髒、沉重的純粹體力勞動，在經濟上也保證了較為穩定的收入，因此，這種工作的性質使得新中產階層自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對自身的社會地位與聲望有著強烈的欲求；向社會上層的生活標準與價值觀看齊，自然成為中產階層奉行不悖的準則。Emil　Lederer　&　Jacob　Marschak，　“The　New　Middle　Class”；　Cf�　Vidich，op�cit�；　pp�55～86�由於他們深深體會到等級差別的必要性——等級差別使他們與社會較低等級的階級拉開了距離，這對確立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顯得至關重要，從而導致他們希望“通往下層的大門應該緊緊關閉，通往上層的大門應該敞開”。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程序》I，北京：三聯書店，1998，第81頁。這一距離的保持，如馬克斯·韋伯在《階級、身份地位與權力》一文中所說的那樣，僅僅從資本、財富與收入本身的差異上並不足以作為區分，這種差異常常外化為各階級互相區別的生活方式。亦即是說，在某一特定收入水平內，由於消費選擇的不同，同一收入等級內的人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亦如凡勃倫所說，作為金錢力量的證明，對財物的特殊化消費，具有一種禮儀的性質，因為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通常只有有閒階級才能無限制地消費財物，尤其是一些高階的財物。有閒階級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使得其生活方式與價值標準，成為社會中博得榮譽的準則。遵守並接近這些標準，也就成了等級較低的一切階級的義務。凡勃倫，同前引書，第53～65頁。對自身地位的敏感，促使中產階層在成功逃離了無產者狀態——他們的過去——後，渴望進入資產者——他們的未來——行列，因而，與其他各階級相比，那些處於上升過程的中產階層，更加樂於將上層的習俗與生活方式作為自己模仿的物件，努力突出自己與上層階級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