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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組織上嚴格分開，只是領導上互有聯絡，各有分工，又有配合，機關幹部和所屬單位都互不相關。根據聯絡部工作需要，江蘇省委曾經調張子良、蔣建忠兩位工人黨員給聯絡部當交通。城工部成立後，又繼續調張徵秉(學生黨員)、徐誠(徐百輝，工人黨員)、何牽(職員黨員)三同志給聯絡部當交通員。他們在黨的領導下，在上海、南京和淮南根據地之間，建立了秘密交通線，來往送材料、帶幹部，從未出過差錯，安全準確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

以後潘漢年去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抗日戰爭勝利後又重回國民黨統治區和香港工作。日本投降前夕，由於華中局聯絡部派幹部進行策反工作的結果，偽軍鍾劍魂率部起義投誠。

解放戰爭時期，特別是後期，潘漢年在香港領導對敵隱蔽鬥爭和開展統戰工作，仍領導上海原來所屬的系統。上海地下黨也互相配合，並得到他的幫助。中央決定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保護和撤退各民主黨派、各界知名人士後，上海地下黨曾配合潘漢年，動員和保護在上海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先到香港，然後由潘漢年在港組織他們秘密離開香港，轉到東北、華北解放區。他們衝破重重障礙，分批乘船前去，有的船經過韓國口岸，最後都安全到達，沒有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這是潘漢年在歷史上一個突出的功績。解放前夕，潘漢年又組織了&ldo;兩航&rdo;(指國民黨的中央、中國航空公司)起義，爭取一批國民黨軍政人員保護機關檔案和工廠企業資材，聽候我方接管。並和上海地下黨配合，對工商界、文化界人士，進行了長期的統戰工作，爭取這些人留在上海，有的人還被爭取從香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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