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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李巖的個人創作，無論是否符合群眾的心願，畢竟只是一種宣傳。

對於那些把起義農民視作寇仇的統治階級來說，當然寧願把這些歌謠說成是李巖的“虛聲煽動”。

第二，關於李巖建議實行均田免賦的問題。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五年以後確實制定和推行了均田、免賦的政策，丁耀亢《出劫紀略》等材料反映的情況已為人們所熟知

。起義軍在北京和其他地區對明朝官僚進行“追贓助餉”，是為了解決對農民實行免賦以後的財政來源問題，這充分體現李自成起義軍和大順政權是農民革命利益的堅決維護者。

究竟誰是這一政策的倡導者？傳統的說法仍是李巖。查繼佐在《罪惟錄》中說：“李巖教自成以虛譽來群望，偽為均田免糧之說相煽誘。”…同書《帝紀》卷十七說法略為不同：“自成性極殘，偽黨牛金星教以慈聲惑眾，謂五年不徵，一民不殺，且有貴賤均田之制。”

其他一些書雖然沒有提到均田，但在敘述起義軍實行免糧政策時也歸之於李巖的建議。

這種說法究竟有多少真實性，頗值得研究。因為凡是反映大順政權實行均田免糧的第一手材料都沒有交代提出政策的人是準，而直接寫明是出白李巖等人建議的作者，又都是同起義軍沒有接觸的人。

其實，追贓助餉同免賦政策是相輔相成的。但是，過去幾乎所有把免糧歸功於李巖建議的書籍，都把追贓助餉歸之於李自成、劉宗敏等起義軍領導人，而李巖和宋獻策等人往往被描繪成對追贓助餉政策持保留態度。

這些書籍的作者不懂否定追贓助餉就是否定免糧。既然把追贓助餉政策的提出和推行歸之於李自成、劉宗敏等起義軍領袖人物，那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把免賦政策的提出也歸功於他們。

實際上，大順政權均田免糧政策的提出是有其政治、經濟根源的。

明代後期土地兼併的加劇和地租賦稅的苛重，迫使農民大批地逃亡。採取流動力。式作戰的起義軍前身，正是在土地兼併和繁重賦役驅使下離鄉背井的流民。

要說身受其害並已覺悟起來的起義軍戰士和他們的領袖，不懂得必需奪回被地主階級兼併去的土地（即均田），不懂得要反對地主階級政府迫呼敲樸的無情壓榨（即免賦），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怎能設想李自成和他領導的起義軍在均田、免賦問題上還需要別人指點呢？當然可以合乎情理地設想，根據李自成等農民領袖的指示，由某些有文化的人起草具體的法令和告示，承辦人是誰還是可以研究的

第三，關於李巖在起義軍中的職務。

崇禎十六年，李自成起義革命大發展的基礎上，著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權，對軍隊也從組織上進行了整頓，起義軍將領分別授予權將軍、制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等稱號。

根據《綏寇紀略》的說法，李自成設定了五營二十二將，“李巖為中營制將軍，與其弟牟頗簡束其下，勿縱掠。”

可是，《平寇志》卷六和《困榷》卷九十九談到李自成起義軍各營大將時卻沒有提到李巖，這未必是…種偶然的疏漏。

另外，李白成手下的各營主將（即制將軍）所統率的軍隊差不多都在十萬人左右。作戰時是要獨當一面的。

如崇禎十六年十月，李自成進兵陝西時。自己同劉宗敏等人率師攻潼關人陝，同時命令右營制將軍袁宗第帶領部隊由河南鄧縣一帶經商南、商州進軍，然後會師西安。又如，在從陝西進軍北京時，李自成同劉宗敏一道率師取道臨汾、太原、大同、宣化、居庸關；同時命令左營制將軍劉芳亮領兵渡過黃河後經河南懷慶、山西長治、河北保定，最後會師北京。

傳說中的李巖既然是“有文武材”的中營制將軍，又有女將“紅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