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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政府不知道的情況下，在蘇俄使館裡的李大釗被捕了。後來，他被判處死刑。（《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64‐365頁）

事發之前，李大釗已經得知將要出事的資訊，本來是可以避開的。章士釗回憶說：

當張作霖為大元帥時，受帝國主義之唆使，蓄意搜俄使館，對守常不利。楊皙子先從汪伯唐所得此訊，急走告吾，吾謂吾妻：竊恐守常不肯趨避。已而果然。蓋共產黨之萃集俄使館者約百三十餘人，守常聞訊，遣去百許，獨二十餘人堅守不動。或曰欲走而未及走也。然惡耗醞釀，亙四五日，欲走則徑走耳，無來不及理，守常及同輩二十餘人執意成仁，於斯益可信。此時吾曾為守常事晤楊鄰葛，反覆討議甚久，以鄰葛之悍，亦為之浩嘆不置，並恨其無法相救，其時帝國主義之慘毒，蓋可知也。（章士釗《我所知道的守常》，見《回憶李大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頁）

章士釗說他同楊宇霆（鄰葛）&ldo;討議甚久&rdo;，以表示他為營救的事出過力。對此，梁漱溟另有一種說法：

我記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東交民巷舊俄國使館訪看守常，只見來人滿屋，大都是青年求見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擾他，隨即退出。不多日後就聞知他全家被捕訊息，原來他家屬大小均同住一起，還有些同志亦同住的，因而被拘捕時一同遇難者頗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門而得倖免者。當時正是張作霖自稱大元帥駐軍北京和執政之時。我聞訊從西郊趕入城內訪章行嚴先生，願與章老一同出面將守常家眷保釋出來，俾守常少牽掛之念，至於守常本人在勢不能免於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稱與楊宇霆交好，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結果直至守常死時，亦不知其家人兒女安全否。（梁漱溟《記李守常（大釗）先生事》，見《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485頁）

楊度透露將有搜查俄使館的事，這話後來白堅武也聽說了。他在日記中說：&ldo;李子衡之少君李兆瑞來謁，敘故友李守常在京俄使館之軼事，聞被捕之先一日，楊度君曾密告之，而守常殊大意，未及避去，以故遇難。&rdo;

朱正：兩個朋友‐‐李大釗與白堅武（四）(2)

這時白堅武自己也在困頓之中，但是總還是盡力設法幫助一下亡友的遺屬。日記中有：&ldo;年來學友零落，李守常既以共產死，張適吾又以被俘病死，餘皆恤其遺孤，以表疇昔故舊之誼。念人世如此，感慨系之。&rdo;&ldo;李守常夫人來函告貧乏，餘現日生活困難，未能兼顧，前者接濟之二百元已屬勉輸，現實無能為力。他日略有轉機仍當盡力接濟耳。&rdo;

一日，和一友人敘談，&ldo;言及李守常陳獨秀向年之情操意趣，慨然惜之，不禁悲從中來。&rdo;

李大釗本人，倒是從容就義的。他在獄中寫的供狀中，很平靜也很真誠的表白了平生素志：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於再興民族之事業，雖政治上之方略與當局有所不同，而於愛護民族之主權，期將國命民生進至於安康之域，自問殊無貳致。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以此而應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又有陳者，釗夙研史學，平生蒐集書籍頗不在少，如已沒收，尚希儲存，以利文化。（李大釗《獄中自述》，載《黨史研究資料》第二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頁）

他要求的，是能夠保護他的青年同志，不要株連。對於身後事的交代，只表示希望藏書不要失散，到死還在為未來的文化著想。

朱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