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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說的&ldo;紅鬍子冒充信仰共產主義&rdo;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在1921年1月1日寫的通訊報導《旅俄華僑問題》（載1月14日《晨報》，署名秋白）要說得清楚具體一點。這篇報導說：

原來中國商人、商會、領事館都備有手槍及軍械，本為自衛起見，而且都有舊俄政府發給的執照。遠東政府成立之後，中國人所有手槍執照，都呈繳內務部。誰知道正在這時有二個中國人，一叫連柯，一叫趙永祿，從莫斯科來，他們已入共產黨，來到赤塔要和此地華僑聯合會聯絡。華僑聯合會因為他們兩人都是匪類，從中國逃出來的，所以不答應他們。他們於是另招一班在此的小偷、鬍匪等人組織一個中國工人聯合會，來和華僑聯合會為難。遠東內務部卻偏信他們，從此對待華僑聯合會的態度大不如前。（《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頁）

趙永祿這人，卻是在蘇共中央檔案中留下了姓名的。b烏斯基諾夫的《在蘇俄的華人共產主義組織（1918‐1920年）》一文是根據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寫成的，其中說到：

1920年6月，在華工聯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華工共產黨黨團提出建立中央機關的決議案。6月25日即代表大會閉幕的第二天，成立了華人共產主義者中央組織局。次日，華工聯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華工共產黨黨團致函列寧，表示：&ldo;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是我們的堡壘和希望。中國工農得解放的一天終將到來，那時，五萬萬中國勞苦大眾將同俄國無產階級攜手並進。&rdo;

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組織局批准，華人共產主義者中央組織局成為蘇俄境內華人共產主義組織的唯一中央機關。該局設在莫斯科，並和俄共（布）中央密切合作。

為領導黨組織，還建立了地方局，地方局跟俄共（布）委員會協同工作。例如，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下面設立了這樣的組織局。領導該局的是共產黨員趙永祿。（見《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411頁）

從瞿秋白寫的通訊報導中，人們可以知道趙永祿這人的點滴情況，像這樣的人，也要用來做華人共產主義組織的領導人，也可以看出蘇共急於建立華人共產主義組織迫不及待的心情。這樣的人物和組織，可以叫他發表致敬的函電，捧場的文章，使自己產生一種在世界上並未陷於孤立境地的感覺，可是他們同自己國內並無聯絡，更不能發揮什麼影響和作用，大約不久就被拋棄了。前些年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中發現的材料中有這樣一件：共產國際派駐遠東的全權代表Б3舒米亞茨基1921年1月21日致共產國際‐工作人員b利別茨基的信中說：

朱正：《餓鄉紀程》中一掌故(2)

中國的工作。中國工作的程序是：工作重心已經移到中國國內的一些地方，不得不指出，我們這裡存在的那個中國共產黨主義組織的中央委員會根本就沒有威信，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成員也沒有工作能力。事實上我們上海的那個三人小組‐‐革命委員會才是領導機關。這個革命委員會目前領導著中國六個省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和規模相當的五個中國青年團組織。這些組織掌握著四種週刊，其中的《共產黨》是起領導作用的，還有兩家報紙。（引自俄國kb石克強整理、李玉貞譯《俄羅斯新發現的有關中共建黨的檔案》，見《百年潮》2001年12月號，第57‐58頁）

就在就近起用趙永祿的前後，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魏金斯基卻有了重大收穫。張申府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前後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