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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s的故事告訴我們，向學術界大把撒錢確實可以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將注意力從一種療效不明、過於昂貴的藥物轉移到是否供應這種藥物的道德問題上。一個臨床實驗通常並不能完全證明一種藥物的有效性。FDA要求禮來公司進行第四階段義務研究來進一步說明該藥物的風險和好處。人們當然希望禮來公司在做這些研究的時候，能跟它調查重症監護病房的藥品供應情況一樣精心，但是，我對這點十分懷疑。

偽裝的後果

本章和上一章都是關於偽裝成為教育和研究的推廣——通常二者是同時進行的。首先，假冒的研究產生對臨床問題的虛假的答案。然後，假冒的教育保證全國各地的醫生都能聽到這種虛假的答案，因此他們就可以根據這些虛假資訊來開藥方了。賄賂和回扣有時會充當這個鏈條的潤滑劑。

也許你會問這裡到底有什麼問題？無可否認，整個過程充滿了欺騙性。但是如果這意味著更多的人能夠得到處方藥，這是不是利大於弊呢？畢竟，這些藥物多多少少是有用的吧，不然FDA怎麼會批准它們，而醫生又怎麼會用它們呢？我們是不是應當多關注一下結果而不要過分執著於過程呢？

讓我承認“這樣一個腐敗的系統是件好事、或者在這個過程中花費如此巨大的資金是值得的”非常困難。此外，我們還需要問問對於公眾來說吃這麼多藥是否真的利大於弊。在我看來，我們已經變成一個用藥過度的社會。醫生被製藥業灌輸得太多了，他們被教育的唯一內容就是開處方。而且，大多數醫生感到時間有限，通常會很快開處方。患者也被製藥業的廣告進行了很好的教育。經過教育後，他們認為，如果病人離開醫生辦公室的時候沒有得到處方，那就是醫生沒有盡到職責。結果就是許多本來可以用其他更好的方式治病的人卻都選擇了吃藥。

這一結論在國家衛生研究所贊助的一項的糖尿病高風險人群的大型實驗中又一次得到了印證。實驗中的一組人服用安慰劑，其中29％的人在三年內患了糖尿病。而第二組服用一種叫做二甲雙胍（是百時美施貴寶公司的暢銷藥Glucophage的通用藥名）的藥物，他們的情況略好一些——22％的人得了糖尿病。但是，第三組人比前兩組的結果要好很多。他們實施了適當的飲食控制和鍛鍊計劃，只有14％的人得了糖尿病。換句話說，控制飲食和鍛鍊比藥物好得多。但是，用節制飲食和鍛鍊代替藥物在現實生活中不太可能。我們早就被製藥公司的廣告套牢，不論是醫生還是患者都更願意去服用Glucophage。另外，保險公司可不為控制飲食和鍛鍊計劃服務。

更嚴重的是，許多人常常一次吃多種藥物——經常是5種、10種，甚至更多。這種行為被稱為“複方”，它會帶來現實的風險。藥物一般都不止一種效果。除了想要的療效之外，還有其他的副作用。一些副作用是醫生知道的，但是可能還有更多的副作用是我們還沒有意識到的。如果一次吃好幾種藥物，這些副作用可能會累積起來。而且藥物之間還可能相互作用，也許一種藥物會阻礙另一種藥物生效，或者會延緩它的代謝過程從而使得藥物的療效和副作用都增加。當一個器官的功能，例如肝臟或腎受到了輕微傷害，藥物併發症爆發的可能性會很大。吃的藥種類越多，越有可能損害某些器官的正常功能。

最近，《波士頓環球報》報道了一則有關複方的新聞。一名50歲的婦女服用了18種處方藥，每年花費16　000美元。幾乎所有的藥都是昂貴的品牌藥。這些藥被用來治療多種疾病，包括糖尿病、抑鬱症、焦慮症、過敏症、偏頭痛和疼痛（為此她服用無處不在的Neurontin）。四種藥物用於治療精神方面的疾病——治療焦慮的Clonazepam、治療抑鬱的Lexapro和Trileptal（後者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