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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醫療保險的處方藥福利計劃。但是，它應當由醫療保險計劃自己來執行，這樣它們就可以像其他大買主一樣來議價了。所有的老年人都應當享受所有價效比高的藥物的福利保護。醫療保險應當有一個價效比較高的藥物的處方集，就像那些大型私營的保險公司一樣。只有這樣，醫療保險處方藥福利計劃才可能比現在更節約成本，並且提供更優質高效的服務。如果這麼簡單就能把事情做好，那麼為什麼議會不改正錯誤呢？答案就是，製藥業太強大了，所以議會要優先考慮它們的利益。基本上，政府是聽它說了算的。用參議員理查德·德賓［Richard　J。　Durbin（D…Ill。）］的話說：“美國藥物研究與製造商協會這個遊說者，緊緊地把議會攥在了手中。”這個指控性質很嚴重，但是事實也確實如此。大型製藥公司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議會透過一個可以進行價格協商的醫療保險處方藥福利計劃。議會則心甘情願地將納稅人的錢交給製藥公司和醫藥福利管理公司。

大型製藥公司把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哄得很高興，在白宮和議會都吃得開。但是，共和黨顯然對其更加青睞。1999年，《紐約時報》報道，時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吉姆·尼科爾森（Jim　Nicholson）寫信給百時美施貴寶公司的執行長查爾斯·海姆保德：“如果希望我們繼續透過有利於你們行業的法律的話，我們就必須保持順暢的溝通。”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將公眾至於何種境地。海姆保德現任駐瑞典大使。據說，他在2000年的競選中為共和黨提供了超過20萬美元的資金，並且要求百時美施貴寶公司的其他管理者和他們的家屬每人為喬治·布什捐贈了一千美元。該公司總共為共和黨提供了200萬美元的資金。他們之間的“溝通”的確十分順暢。

製藥公司強大的影響力（2）

付出的代價

大型製藥公司透過一些很老套的手段和幾種新手段來製造它的影響力。其中當然包括遊說，不過，大型製藥公司將遊說用到了一個新高度。另外，大型製藥公司幾乎對每一場可能影響其利益的政治運動都有獻金。最近，該行業又將很多資源用於建立和資助所謂的“草根”組織，以便擴大它們在媒體上的影響力。讓我們仔細看看這些手段。

特殊的說客

製藥業在華盛頓擁有最大的遊說團——這說明了一定問題。2002年，它僱傭了675名說客（比議會議員的人數都多）——許多人是從華盛頓138家遊說公司招募來的——花費了超過9千1百萬美元的成本。這些說客的職責就是在華盛頓的權力機構的走廊上徘徊，伺機為製藥公司的利益服務。美國藥物研究與製造商協會在華盛頓也有辦公室，2002年其全職員工120名，花費的遊說成本高達1千4百萬美元，擁有112名遊說者。根據消費者擁護團體公共公民的報告，從1997年到2002年，該行業花費在遊說上的資金高達4億7千8百萬美元。

製藥公司的說客通常都神通廣大。2002年，他們中間包括26位前議會議員；另外還有342位曾經在議會工作過或者與政府官員交情匪淺；20位曾經是議會辦公室的主管，這中間有掌握實權的官員，諸如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比爾·托馬斯［Bill　Thomas（R…Calif。）］和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奧林·哈奇。說客尼克·立特菲爾德（Nick　Littlefield）是曾經供職於健康、教育、勞動和退休委員會的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Edward　Kennedy（D…Mass。）］的總律師。一些說客與議員有直接的關係，包括斯科特·哈奇是參議員奧林·哈奇的兒子，以及前參議員伯奇·貝赫是參議員埃文·貝赫［Evan　Bayh（D…Ind。）］的父親，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