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5 頁)

我喜歡張藝謀，還因為他最善於運用兩大藝術元素：一是色彩，二是載體。

在當代電影史上，張藝謀對“紅”色的嗜好與渲染可謂到了極致。紅象徵生命，紅象徵力量，紅象徵希望。

載體就是承載電影故事的那隻“碗”。《卡桑德拉大橋》的整個故事發生在一列火車上，火車就是這個故事的載體。《魂斷藍橋》的整個故事都發生在那座橋上，橋就是這個故事的載體。《泰坦尼克號》的整個故事發生在一艘豪華郵輪上，郵輪就是這個故事的載體。國外的電影藝術家們很喜歡將載體固定在某些可視的具體的物體上面，比如列車，比如飛機，比如輪船。但是，載體並不一定是具體的物化的，也可能是其他方面的，甚至是某種精神體現。

有一個明確載體的好處在於，任何一個故事均可以用一句最簡單的話來表述。如果一部電影作品用幾十句話還不能表述清楚，那無疑說明這件作品是零散的，甚至是不知所云的。這種零散的表述方式，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看懂或者明白？相反，像《泰坦尼克號》表述的是“一個發生在首航便將沉沒的豪華郵輪上的愛情故事”。沿著這樣的軌跡，無論導演怎樣運用蒙太奇，即使文化層次很低的觀眾也能看懂所有的電影語言。

張藝謀的第一部電影《紅高粱》，載體就是高粱地。如果說，此時《紅高粱》的載體符號還不是那麼強烈和集中的話，到了《菊豆》，載體就開始越來越明朗，它的載體就是染坊。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張藝謀電影，尋找載體時強調的仍然是物化的。但到了《秋菊打官司》，這種思維定式已經改變，張藝謀開始由物化的載體向精神載體改變。表面上看來，這部電影的鏡頭是散亂的，分佈在幾個不同的場景，場與場之間的聯絡也顯得不夠緊湊。可是，張藝謀卻用一個極其特殊的載體，將所有疏散的鏡頭連線起來或者說盛載起來。這個載體竟然是一句話——“討個說法”。用一句話作為載體，張藝謀玩得極其圓熟，像《一個都不能少》中，“一個都不能少”就是整部戲的載體，就是戲筋。

我喜歡張藝謀，更因為他大氣、恢宏。

張藝謀的故事，幾乎每一個都很雞毛蒜皮，輕微得似乎不值一提。可是看他的電影，你就能感受到那種胸藏百萬兵的大氣。《紅高粱》無非是講了一個野合故事，這完全屬於陳詞濫調了，怎麼都難以和大氣扯上邊。可張藝謀弄了一片紅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高粱地，又來了個剝人皮的大場面。《大紅燈籠高高掛》也不見得有什麼時代感，可張藝謀弄了一些燈籠，硬是讓你眼前一亮。

不說電影，說說別的，比如申奧，比如《印象丒劉三姐》。申奧的鑼鼓是中國的，卻攪動了全世界人的心，那種鏗鏘的節奏就有一種懾人心魄的力量。

當然，還有很多方面是我不喜歡或者不太喜歡的。

《紅高粱》野合，《菊豆》偷情，《大紅燈籠高高掛》一夫多妻，《印象丒劉三姐》賣裸女，《滿城盡帶黃金甲》賣乳房。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張藝謀所玩的那些東西，說白了，也就一個字：“性”。性，是人之常情，要拿出來說事，且津津樂道，又有窺隱之嫌。這種心理，這種審美傾向，多少顯得有些陳詞濫調。張藝謀卻將這些陳詞濫調製造得非常霸氣、非常唯美。這既是張藝謀的優勢，也是張藝謀的缺陷。

有關這些喜歡和不喜歡，在這本或許並不會取悅於張藝謀以及“謀女郎”或者謀絲們的書中，我將會更進一步談及。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我的父親母親（1）

任何人的身上，都強烈地打上了其家庭的烙印，這種烙印就像影子一樣，會伴隨他的一生。

張藝謀的身上會有其家庭的烙印嗎？絕對有，而且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