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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寇，再驅雉&rdo;盛讚為&ldo;猛虎舔創&rdo;之後心理升華而至民族大義者，亦不乏其人。

我個人的看法是，紅杏出牆，除了母系社會，這事兒擱在任何年代任何時代背景，基本上都是一樁私事。家醜是家醜，國讎是國讎，不可輕易混為一談。第三者許紹棣雖在政治上與鬱達夫有過節，畢竟不是日寇，亦無通敵嫌疑。故&ldo;先逐寇，再驅雉&rdo;之間很難建立起倫理道德上的必然邏輯關聯，除非鬱能像論證&ldo;朋友姦淫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姦淫要強得多&rdo;那樣，對&ldo;若無日寇侵華，許紹棣就斷無充當第三者的機會&rdo;也作出同樣充分的論證。

愛人不見了，向誰去喊冤，事實上，鬱達夫本人在發表《 毀家詩記 》不久之後，已經以非韻文的文體將&ldo;家醜和國讎&rdo;之間的關係闡述得十分清楚了。鬱曼陀被害後3個月，鬱達夫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寫道：&ldo;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對於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誇張，執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裡，漸漸地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範圍的情感一方面轉向。&rdo;

作為一個半新半舊的中國文人，一個不幸戴了（ 或懷疑自己戴了 ）綠帽的浪漫主義作家，詩怎樣寫，話怎麼說，都可以理解。比較難以理解的是後人不斷為《 賀新郎 》所加之新注，代表性的觀點如：&ldo;稍有歷史知識的讀者都可看出，最終的矛頭所指並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經呈請國民黨中央下令通緝魯迅、鬱達夫等人的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他又恰好是在抗日戰亂中闖入鬱達夫私生活的第三者，於是這個人在鬱達夫心目中就成為反動派和一切卑劣行為的典型……方修先生在《 鬱達夫佚文集 》序中也提到，&ldo;與其相信不盡不實的回憶，我寧願相信鬱達夫自己當時揭露的浙江省某黨官所幹的好事，至少這和我們對於那時代官場的醜惡本質的認識是符合的。&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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