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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者預先告訴薩特，會場秩序可能很亂，可以容納4000人的大廳擠滿了7000人，許多人都是站著。薩特坐在大廳正中，周圍全是聽眾，沒有麥克風。剛開始的時候，學生的反應不夠友好。他講了幾句話後，會場就安靜下來了。薩特表示對學生的完全支援。他說，透過學生運動，一種新社會的觀念正在形成，這一社會是建立在充分民主的基礎上的，是建立在社會主義與自由相結合的基礎上的。他還回答了學生提出的各種問題。最後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此前薩特與學生運動領袖科恩…邦迪有一個談話。他指出，學生的行動令人感興趣的地方在於它對政權的想象。薩特將學生佔領校園的行動同1936年工人佔領工廠的行動作了比較，認為學生的想象力更為豐富，索爾本大學牆上的標語就證實了這一點。“你們的出色行動讓人吃驚，因為它打亂了現存秩序，否定了我們社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所有因素，我將它稱之為對可能性領域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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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學生來到工廠，向工人發出共同戰鬥的號召：“工人階級從學生瘦小的手中接過戰鬥的旗幟吧！”工人們迅速響應，到24日，罷工人數已接近1000萬。工人們佔領工廠，升起了紅旗。他們的口號是：“工廠屬於工人”、“權力屬於工人階級”、……

５月底，右派開始進行反擊，戴高樂分子組織隊伍遊行示威。由於學生這段時間在巴黎大街上有種種暴力行動，如焚燬汽車、砸破商店櫥窗等，而且他們內部也混進流氓、惡棍為非作歹，市民們不像以前那樣支援他們了。在公民投票中，戴高樂派獲勝，這場五月風暴慢慢被平息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薩特一如既往地支援學生。他認為，學生的暴力是一種回答警方挑釁的反暴力。他還多次批評原先的同學、現在的大學教授雷蒙&#8226；阿隆，因為他站在反對學生的立場上。他說：“我敢擔保阿隆從未否定過自己，在我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他不配當一名教師。”薩特指出，一個人如果沒有一種懷疑精神，那他就一文不值；當然他也應該忠實於某種東西。知識分子應該既忠實於政治和社會的總體，又不斷地懷疑這個總體。這兩者之間也許會產生矛盾，這是一件好事，這種矛盾是有益的。如果只有忠誠而沒有懷疑精神，這是不行的，他就不再是一個自由人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五月風暴（2）

薩特後來總結5月風暴說，這是第一個暫時實現了某種與自由相近的東西的大規模社會運動。這個運動探求什麼是行動中的自由。歸根到底，在街壘上造成68年5月事件的那些人什麼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讓步給他們的任何明確的東西。這就是說他們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們不要求政權，他們沒有試圖奪取政權，因為今天對他們來說，需要消滅的是使行使權力成為可能的那個社會結構本身。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五月運動本身還不是一場革命。在五月運動中法國青年渴望一場文化革命──而要達到它，他們還缺少造成一場真正革命的能力。也就是說，革命在開始時，完全不是文化方面的而是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的權力爭奪。

5月風暴使薩特恢復了自己的實際政治活動。由於匈牙利事件同共產黨斷絕關係後，他不從事政治活動已有10多年。這是因為，在共產黨之外，再也沒有其它左派。而現在新的境況又給了他一個機會。不過他覺得這個運動對他來說，來得遲了一點。他已經60多歲了，由於精力不濟、身體病衰，他很難像那些年輕人一樣活動，這是他深感遺憾的。即使如此，他還是盡心盡意投入政治活動之中。

５月風暴後，薩特繼續同左派分子保持聯絡。1968年秋，他開始從事《鬥爭關係》的編輯工作，這是一份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