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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把自己的自由作為目標，這隻有在把他人的自由也作為其目標時才有可能。人是一種存在先於本質的生物，在種種境況下都得要求屬於他自己的自由，同時他不能不同時要求他人的自由。最後，在這種包含於自由本身的要求自由的名義下，薩特對那些想向自身隱藏其存在的自發本性和絕對自由的人作出評判。他將那些藉口嚴肅精神或決定論來隱藏其絕對自由的人稱之為懦夫。將那些把其存在說成是必然而實際上是偶然現象的人稱之為豬玀。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餘一卒（1945…1957）：存在主義（2）

薩特自由觀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於選擇自主性的強調。值得注意的是，薩特的自由思想並非是沒有變化的。研究者中有一種比較普遍的觀點，即認為薩特始終強調選擇的自主性，並將其絕對化。在談到薩特的“選擇”概念時，人們很自然地將它與“自主”一詞聯絡在一起，稱之為“自主選擇”或“自由選擇”。這些論者立論的依據主要是薩特前期的著作，特別是《存在與虛無》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實際上，薩特本人對於選擇自主性的態度是有重大變化的。一個值得注意而尚待深入探討的情況是，後來薩特對自己的前期思想作了十分嚴厲的批判。例如，1969年他在一次訪談中說，“我在抵抗運動期間僅僅認為有自由決定的可能性。就那些年我的思想狀況而言，我寫的第一批劇本是很有代表性的，我稱之為‘自由戲劇’。不久前我重讀了我為這些戲劇──《蒼蠅》、《禁閉》等──的一個集子寫的序言性註釋，實在感到震驚。其中寫道：‘無論是什麼境況，無論在什麼地方，一個人在對自己是否成為叛徒作出選擇時，他總是自由的。……’讀到這裡，我對自己說，這真是不可思議，我竟然相信過這種話！”（《思想紀遊》）

在1972…1975年間拍攝的影片《薩特自述》中，　薩特對自己過去的著作作了一個總體的回顧和評價，他說，其中有一些東西讓他感到難為情：“我1945年前後寫的東西，它造成的印象是：無論境況是怎樣的，一個人總是自由的。作為例子，我解釋說，一個工人參不參加工會，他總是自由的，就像他選擇自己去參加一場戰鬥或者不參加，都是自由的一樣。今天，所有這些東西之荒謬讓我震驚。毫無疑問現在我的自由觀有了某種根本改變。我仍然忠於自由的觀念，但我可以看到，對任何特定的人，自由的結果總是可能改變的。”

薩特自主選擇觀念的明顯改變表現在他50年代初的作品中，特別是戲劇《魔鬼與上帝》。他在上述訪談中說：“我們斷定在任何境況中總會有一種令人滿意的選擇。這是不真實的。事實上，後來我在《魔鬼與上帝》中塑造了一個不能作出選擇的人物海因裡希，來明確反駁我自己的這些不正確的觀點。海因裡希當然想選擇，但他既不能選擇拋棄了窮人的教會，又不能選擇拋棄了教會的窮人。他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矛盾而決不會有什麼選擇。他完全被他的處境所制約。”　（《思想紀遊》）

學術界也有注意到薩特後期選擇理論的變化的，但一般來說，對這種變化的分析比較簡單，對它的論述也不夠準確。例如，　有學者認為，最後薩特得出真正自由的選擇是沒有的結論。由我在上面引述的薩特的話來看，似乎這一觀點可以成立，時間應該是在50年代初期。但對於這一重大變化的情況還須作更加深入的探討，才能得出確切可靠的結論。

對薩特這一時期的作品以及他後來對自己自主選擇思想的評論作深入探究後，可以發現一個十分矛盾的現象：一方面，他對自己早期強調自主選擇的思想作了嚴厲的批判，甚至使用了“我竟然相信過這樣的話”、“荒謬”、“不正確”這樣的語言，似乎是完全的否定；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