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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馬奇維裡曾經引證事實，說是在某次會戰中，被殺死的人不過兩、三個，而被俘虜的人卻有好幾百。&rdo; [ 作者註：《劍橋近代史》，第8卷第656頁。 ]

在這些僱傭兵與僱傭兵進行的戰鬥中，外交上的一種新概念開始產生了。軍人的&ldo;強權&rdo;與公民的&ldo;公理&rdo;的區別也開始出現。因此，對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早期的外交家和法理家來說，義大利可以作為一個實驗室。

二、法理學家與戰爭的限制

最著名的一位法理學家是格勞秀斯（1583‐‐1645）。三十年戰爭期間，他寫了一本國際法教科書，即《戰爭與和平法》。該書攻擊了國際的無政府狀況，指責了無限戰爭的破壞性。同時，他也提出建議，認為在戰鬥、征服和榨取敵國時，包括對付敵國的平民百姓等等，都應當採取溫和而有節制的態度。在三十年戰爭結束之後，託馬斯&iddot;霍布斯（1588一1679）在他的《利維坦》一書中寫道：&ldo;每個人在他還有希望達到目的時，都應該儘量致力於和平；只有不可能達到和平目的時，他才可以尋求和利用其他的手段，包括使用戰爭的手段。這是由理性所產生的一種律令，或者稱為一股規則。&rdo;第一條，是謀求和保持和平，他稱之為自然的基本法則；第二條，當然是進行自衛，他稱之為自然權力的放棄。 [ 作者註：《利維坦》，第1部分第14章。 ]

無論是霍布斯，還是格勞秀斯，或是十七、十八世紀的法理學家，都沒有人認為應該禁止戰爭。他們很明智地排斥了烏託邦主義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主張，戰爭中的暴力和破壞性行為，應該有所節制。e伏泰爾（1714‐1707）討論了節制的要求，並且在他的《萬國公法》一書中作了詳細的闡述。該書於1758年在納沙泰爾出版。伏泰爾在書中提出了這樣‐個問題：因為所有的交戰國都認為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那麼他們之間誰是法官呢？他的回答是：因為沒有法官，所以要制定調節戰爭的規則。這種規則，他稱之為&ldo;國家之間的志願性法律。&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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