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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任何東西，被剝奪了睡眼、食物，沒有紙張、鉛筆，甚至沒有鈕扣，被放在辦公室角落裡的一張光板凳上，應當自己去找尋並向無所事事的偵查員擺出證據，證明他沒有敵對的意圖!如果他找不到這些證據(他從哪裡能找到呢?)，從而也就給了偵查機關說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證據!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個當過德國人俘虜的老人坐在這條光板凳上，攤開光禿的手指，終於做到了向惡魔般的偵查員證明他沒有背叛祖國甚至沒有這樣的意圖!真是一件丟臉的事!那怎麼樣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爾卡而不是在特維爾林蔭路上對我講這件事的。在這種情況下，除了主要的偵查員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們兩人同老人一起度過了一個安靜的回憶往事的夜晚，然後兩人一起在證人陳述上簽了名，證明在這個晚上，飢餓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們中間進行了反蘇宣傳!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把老人轉給第三個偵查員。這一位給他撤銷了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國的罪名，但一絲不苟地給他辦好了同樣的十年刑期的手續，因為他在偵查時進行反蘇宣傳。

偵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對偵查員們自己來說，當他們辦棘手的案子的時候，是履行劊子手義務，而在辦容易的案子時，則不過是消磨時間，以便取得工資。

而好辦的案子始終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例如，博羅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經常到波蘭去探望父母，並且那時沒有領取出國護照(爸爸和媽媽住在離他十俄裡的地方，但外交家們簽字把這部分白俄羅斯地方給了波蘭，而在一九二一年人們還不習慣，還照老樣子往來)。偵查只用了半個小時。去過嗎?‐‐去過。‐‐怎樣去的?‐‐騎馬去。‐‐得到了十年，

kp11!(反革命活動。)

但這樣的速度有點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味道，而這個運動在藍箍帽中間是沒有追隨者的。按照訴訟法典，任何案件的偵查期限為兩個月，在發生困難的情況下，允許請求檢察長延長幾次期限，每次一月(檢察長當然不會駁回)。因此，白費精力，不利用這種拖延，用工廠裡的說法就是自己給自己哄抬定額，那是愚蠢的。偵查員們認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偵查的最初突擊周內，可以使使嗓子和拳頭，消耗消耗意志和性格(按照維辛斯基的說法)，然後就把案件拖延起來，好多積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在兩個月內終結一項政治案件的偵查被認為簡直是不成體統的。

國家的制度由於缺乏對幹部的信任和靈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懲罰。對於那些精選出來的幹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這些人登記上下班時間，而對於傳來訊問的犯人那更是必須進行登記，以便檢查。為了保證得到附加工資，偵查員有什麼辦法呢?把自己的某個受偵查人傳來，讓他坐在角落裡，提上個把嚇唬嚇唬人的問題‐‐‐自己就忘記了他，只顧長時間看報，做政治學習筆記，寫私人信件，互相往來串門(讓傳帶員坐在那裡替自己裝樣子)。偵查員坐在沙發上同前來的朋友安安靜靜地聊天，有時忽然想起來，便嚴厲地望著受偵查人說：

&ldo;瞧這壞蛋!瞧他這個少見的壞蛋!好吧，沒有關係，對他不吝惜這九克!&rdo;

我的偵查員還不斷打電話。例如，他打電話到家裡，一面用眼睛瞄著我一面跟妻子說，今天晚上要通宵審訊，天亮前不用等他回來(我喪氣了：這麼說，我要通宵受審訊了!)。但馬上他又撥了自己情婦的電話號碼，低聲細語地約定現在就到她那裡去過夜(好了，可以睡點覺了!‐一我的心輕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