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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國家歷史的重要時刻。同一年的早些時候,曼德拉出獄,國內出現了透過談判解決問題,以促進從壓迫到民主微妙過渡的真誠努力。如果作為強大和解力量的教會不能實現彼此的和解,那麼很可能給政治家和教民傳達錯誤的資訊。如果教會儘管背負歷史的負擔,但仍能夠敞開胸懷公開寬恕與和解,就會助和平過渡一臂之力。於是,我站起身,說我們接受這感人和真誠的寬恕請求。
當然,我的行為可以被理解為過於自作主張。誰給我權利讓我自稱代表幾百萬同時代的種族隔離受害者?更不要說幾百萬已經不在人世的受害者了。drc把種族隔離帶進了教會,為在種族隔離下被劃分的黑人、印度裔人和&ldo;有色人&rdo;,分別建立了教會。與會的一些黑人代表,特別是來自起初被叫做drc的&ldo;女兒&rdo;教會後被稱為&ldo;姊妹&rdo;教會的人,對我頗為憤怒,覺得白人教會逃脫了實際或象徵意義上的謀殺罪責。他們對懺悔的誠意提出質疑,因為drc仍拖拖拉拉不願與黑人教會合併。讓他們感到惱怒的另一件事是,儘管drc中的其他教會都接受了&ldo;貝爾哈懺悔&rdo;,白人教派仍在進行阻撓。這一懺悔將種族隔離斥為異端。儘管我被要求說明我的立場,而我也非常情願地進行了解釋,我並未遭到駁斥,勒斯滕堡大會也可能的確促進了和平過渡的事業。
我覺得有些難以理解的是,猶太人何以能夠接受歐洲各國政府和機構為作為大屠殺的同謀而付出的巨額賠償。如果我們接受我們不能代表曾歷經苦難或已經故去的人而給予寬恕這一觀點的話,那麼從邏輯上講,沒有直接受到賠償所涉行為傷害的人,也不能代表他人接受賠償。他們的立場也意味著罪犯來自的群體和受害者來自的群體要恢復正常和睦的關係,還存在巨大障礙。無論犯罪的一方如何賠償,無論他們希望採取什麼新的更好的態度,他們都擺脫不了脖子上吊著的曾是罪犯的枷鎖。這是一個讓新的關係變得脆弱和不穩定的定時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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