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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民族根植於農耕社會。農耕生活艱苦勞辛，但卻生活穩定且有保障。

農業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人們必須春種秋收，鋤禾日中，汗灑沃土，收穫即使不能說使人殷實富餘，但是隻要風調雨順，適時耕作，不誤農時，就可有穩定的收穫，保證人們能夠衣食有餘，這也培養了人們追求穩定的生活方式的意識。而要進行適時農耕，就必須有安定和平的環境，不能有&ot; 動&ot; 、&ot; 亂&ot; 來破壞穩定的農耕生活，否則就無法做到適時農耕，就會使農耕經濟生活秩序失控。但農耕社會也不可能風平浪靜，不可能沒有內&ot; 動&ot; 、內&ot; 亂&ot; 幹擾，也不可能沒有外敵窺視，戰爭肯定會爆發。

戰爭對漢民族農耕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有著維護和破壞雙重相互矛盾的作用，一方面農耕社會經濟生活秩序的失控(在古代中國往往表現為王朝的衰落）要求戰爭作為一種最後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來恢復社會經濟生活的平衡。

同時歷史上北方遊牧民族對農耕社會的屢屢進犯亦需用戰爭來抵禦；另一方面，無論內生與外來的戰爭都將造成人員傷亡，財物滅失，勞力缺乏，田地荒廢，黎民塗炭，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將造成巨大的災難。由於這種情況在整個古代歷史過程中一再重演，幾經迴圈，故而長期以來形成了漢民族對戰爭既需要又厭惡的矛盾心態。這種兩極衝突的心態最明顯不過地體現於古代以戰爭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在古代同時又是珍貴的歷史文獻）中。如《詩經》中的《伯兮》以&ot;伯兮伯兮，邦之傑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ot; 為開端，對丈夫從戎遠徵充滿自豪，字裡行間蕩漾著濃厚的尚武精神，然而到了尾聲，變成了&ot; 願言思伯，甘心思疾&ot; 、&ot;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ot; 的淒楚哀嘆和深沉感傷。《詩經採薇》中的武士一方面意識到&ot; 靡室靡家，ǎǎ之故&ot; ，於是毅然&ot;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ot; ，但同時卻又悲傷地感慨道：&ot;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ot;詩中集中反映出戰爭給漢民族農耕社會帶來維護和破壞的雙重作用，以及根植於現實的既需要又排斥的矛盾心態和尚武精神與厭戰情緒的兩極衝突。因此，漢民族要求取得戰爭勝利的同時，又希望把戰爭對社會正常生活的破壞限制在最低限度，如果做到那樣也只有&ot; 不戰而屈人之兵&ot; 最能實現這一目標，它自然也就成為漢民族理想的戰爭最高境界。

古希臘民族熱衷於海外貿易和海運業，他們從中獲取生活需要的錢財和商品，並從中暴發出一批工商業奴隸主。這批工商業奴隸主意識到強權制度下貿易的掠奪性，於是他們也往往訴諸戰爭去掠取別人的財富，而欲想達到劫掠成功，那只有戰爭的勝利。而且如果自己不想被別人劫掠，那也只有戰勝對方，才不致於自己國土淪亡，人人去做對方的奴隸。雖然西方人也想以最小的代價去取得戰爭的最大勝利，但是他們遠遠沒有漢民族那樣把戰爭對社會正常生活的破壞性限制在最低限度作為戰爭之道的最高境界，而只是追求百戰百勝。

當一種文明誕生之後，勢必在不同程度上滲透於該文明圈內的戰爭領域。東方漢民族以民為本，注重倫理道德，求&ot; 仁&ot; 、求&ot; 善&ot; 大於一切；而西方希臘民族喜冒險，好功利，熱衷於建功立業，追求個人權利和自由，不強調對社會的義務奉獻，不像東方漢民族那樣強調人際關係和人倫原則，因此在東西方不同的文明中必然會產生出耐人尋味的不同的戰爭文化觀。

二、原始軍事萌芽與戰爭的起源自從人類出現以後，人類與生物界接觸發生衝突時，人體自身就是人類第一種衝擊和防禦武器，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