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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裡掏出一面小鏡子，對著鏡子搽了點粉，抹了點唇膏，又理了理頭髮，仔細地掩蓋住臉上哭泣的痕跡，最後在高辛面前站直了問：&ldo;我這樣子還可以嗎？&rdo;

&ldo;可以。&rdo;高辛看也沒看地道。

蔡淑芬出去的時候，霍晨光也跟了出去。他覺得這裡沒什麼好看的，便打算給杜仲打個電話，看他發現了什麼沒有。剛掏出手機，眼睛就被蔡淑芬吸引住了。和在實驗室裡焦心憂慮的樣子完全不同，面對鏡頭的蔡淑芬顯得十分大方得體，適當地表示著作母親的悲痛，沒有絲毫失態，侃侃而談，將王建出事前後發生的事情說了出來，最後還說了兩句信任專家、感謝社會之類的話，當然她沒提亡靈花‐‐這在她看來或許完全是無稽之談。霍晨光感到驚訝的是，自己的兒子遭遇了這樣悲慘的事情，她卻還能保持這種風度，不知道該說她有風度呢，還是該說她冷血。很多年以後，當霍晨光長大成人，回憶起這一幕，他才恍然大悟：蔡淑芬既不是有風度，也不是冷血，只是對於在鏡頭前露臉的渴望壓倒了一切，連悲傷也無法抵擋這種慾望‐‐很多年以後，他也逐漸明白，不少人不惜遺臭萬年也要讓大眾知道自己的名字，其心態和蔡淑芬當時完全是一樣的。這並不是蔡淑芬的錯，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社會病，蔡淑芬是社會的一分子，當然沒法免俗。

但那些都是多年以後他才明白的事情，在當時，他懷有幾分輕蔑地轉過身去，給杜仲打了個電話，杜仲說的話立即吸引了他，正好電視臺的記者採訪也完了，霍晨光跑過去要求搭便車，記者一聽說是這麼回事，打電話回臺裡一問，馬上就把霍晨光帶了過來。他一過來就被編導拉過去問話，問完之後同樣發給一份臺詞，剩餘的時間，他便和大家一樣在猛背著臺詞，沒有時間考慮別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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