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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事情僅是些例外。記者所夢寐以求的，是充沛的精力，足夠的行動，和暢達的渠道。羅斯福本能地抓住了新聞界的工作方式和利用新聞界的方法。他對時機的把握無懈可擊。有一次他對奧森韋爾斯（orn welles）說：美國當今有兩個最傑出的演員。一個是我，另一個就是你，韋爾斯。此外，時代的節奏，偉大的發明，社會形態的變化都促使權力的集中。無線電和飛機的出現粉碎了區域主義，使這個國家在更明確的意義上成了一個整體。無線電是網狀結構，一個人的聲音可以傳遍整個國家。這時，出現的問題與其說是區域性的，不如說是全國性。在過去的時代，華盛頓充斥著為地方報紙撰寫地方問題報導的記者。而在羅斯福時代結束時，充斥於華盛頓的，是訓練有素的各種專家。他們為整個國家撰寫具有全國性意義的文章。做出決定的時間越來越短，正因為如此，地方政府完全無法和聯邦政府膨脹的權力及影響相匹敵。隨著選民授權的增大，聯邦政府稅收許可權不斷擴大，隨著稅收許可權的擴大，政府的實際權力日增。技術手段擴大，並加強了中央政府的能力範圍，中央政府的觸角能夠伸進從前閉塞的地區。它發揮的作用，提供的服務，做出的判斷，是從前任何時期都無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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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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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國會和政黨的總統
這不是孤立現象。全世界都在轉變。德國、蘇聯高度集權的強大政府接管了權力。正是它們的勃起，加強了美國政府集權的勢頭。高度集中的極權主義令人惴惴不安。如果世界其他地方權力集中日益明顯，相形之下，民主制不就脆弱不堪了嗎？在速度越來越快，破壞性越來越大的轟炸機和其他武器投入使用的年代裡，民主制度不是變得太慢，變得笨拙可笑了嗎？集權主義國家的出現加強了美國總統的地位。他被授予了一根槓桿，不僅用來對付敵國，還可以對付美國的公眾、國會、新聞界。根據就是：國家安全的需要。同樣，隨著和平時期的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焦點從國內事務轉向國際政策和國家安全。對前者，國會駕輕就熟，與總統平分秋色；對後者，國會自愧無知和笨拙，不可避免地降到屈從地位。
變化始於20世紀30年代，各種新的力量紛紛湧現，加強了總統的地位，致使40年代左右總統在權力方面不會遇到真正的挑戰。這一切都發生於富蘭克林羅斯福任期內。任何一個稍稍少一點勇氣，多一點謙虛的人，初握權柄就碰上如此繁雜莫測的潛在的和表面的機會時，都會畏縮不前。然而，羅斯福歡迎這一切，他歡迎所有能改變局面、擴大政府權力的機會。他也很快明白該如何為自己創造一種新的權力。
他頭腦清醒，安排精細，逐步提高新聞界的重要性。要想和讀者直接對話，就必須有記者和自己對話。他常常喜歡將情報直接投入宣傳機器，而不是先提交國會。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和新聞界打交道上，而不是用在國會中。傳統的平衡在變化。有時，報刊記者對於總統增加利用電臺，並與電臺記者談論不休的做法感到氣憤。此時，國會議員和民主黨政客就會跟著發怒，認為總統對新聞界人士只是貌似公正，骨子裡則是另一碼事。這些變得無足輕重，他已經不大依靠國會和政黨了。
由於總統越來越頻繁，越來越直接地利用宣傳機器，新聞界的影響與日俱增。他們逐漸擔負起國家發展過程的設計師的角色。在重大問題上，他們再也不是應聲蟲，而是直接的決策人。記者群已今非昔比。他們變成一個態度嚴肅、訊息靈通的整體。在羅斯福執政期，記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華盛頓變得舉足輕重，受人仰慕，成了炙手可熱的行當。與此相應的是，由於報導的嚴謹、複雜和微妙，撰寫報導的人也日益成熟，教育程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