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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軍國主義陰魂仍然不散的那些傢伙竟然控告說：‘東史郎在說日本軍的壞話，這是毀壞名譽。’‘不光彩的侵略和殘暴的日本軍究竟有什麼名譽？！’　我義正詞嚴地反駁他們，六年來與他們鬥了整整兩千個日日夜夜。三百萬人出征，而我為了洗刷自己的罪過一直在與軍國主義鬥爭。”

哦，這就是東史郎！

看了他的這些話，怎麼能不令人感動呢？東史郎代表了日本人民的良心！他是真正從罪惡的侵略戰爭中吸取了教訓的有覺悟的日本人！日本民族的前途就在這些人的身上。

第二天，在與東史郎送別的時候，我將自己寫的反映抗日戰爭的小說《火鳳凰》送給他。我對他說，我是一個抗日戰士，書裡也寫了我的抗戰經歷。這裡既寫了日軍的殘暴，也寫了當年最先覺悟的日本朋友——他們組成的反戰同盟支部在戰場上的活動。今後讓我們共同為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而努力吧！東史郎與我說話時，發現我的耳朵不好，回國後曾寄來一副助聽器，紀念我們這次相識的友誼。

倏忽間，幾年時間過去了。當東史郎君不幸逝世的訊息傳來的時候，也正是日本的極右勢力不斷製造緊張局勢，中日關係很不好的時候，這就更增加了一層悲涼。在日本國內，一方面是極右勢力甚囂塵上，一方面是日本人民的正義力量受到嚴重打壓。這不能不使我特別難過。當然，這些都是在美日結盟的特殊背景下發生的。近年來，日本小泉政府一意孤行，堅持參拜靖國神社，非但不斷惡化與中、韓、朝等鄰國的關係，而且死心塌地追隨美國霸權主義，圖謀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日本人民正面臨著一個關鍵時刻，不能不嚴肅考慮，究竟什麼才是日本民族應走的道路。在我看來，以小泉為代表的右翼勢力，死心塌地地追隨美國，把自己綁在美國霸權主義的戰車上，為美國火中取栗，是一條非常危險的道路，決非日本民族之福。相反，以東史郎君等正義人士為代表的和平發展的道路，與中國等東亞人民睦鄰友好的道路，才是真正日本民族的光明坦途。這是我在悼念東史郎君衷心的話。我寄希望於日本人民。

200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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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克家詩翁送別

克家詩翁於萬家燈紅的元宵之夜駕鶴西行了。

去年10月，適逢他的九十九歲誕辰，我和女作家丁寧同志相約去看望他。那時正是他病危的時刻，鄭曼大姐面帶憂容地把我們引進病房，這位瘦弱的老人正處於昏迷狀態。鄭曼輕輕地在他耳邊喚了幾聲，我也輕輕地呼喚著：“克家！克家！”他似有所動，睜了睜眼沒有睜開，卻從被子邊伸出手來。我握著那隻枯瘦的手，為人民作出重要貢獻的手，默默禱祝著詩人能夠轉危為安。果然不久，就傳來奇蹟般的訊息，他的病情轉趨穩定，親人們和朋友們都慶幸他可以活到一百歲了。哪裡知道又出現了這樣的變化呢！

當克家同志像一顆新星一樣照耀詩壇的時候，我已經在讀他的詩了。那時候我不過十五六歲，對詩歌女神正處於熱戀時期。中原各地如鄭州、開封、洛陽、新鄉、安陽以及豫南，還有一幫寫詩愛詩的朋友，這些人大部分受到以魯迅為首的上海左翼文化的影響，思想激進，不滿現狀，為深重的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而騷動不安。他們由高天、程率真、陳雨門等人牽頭組成了“勁風文藝社”。學詩、寫詩、辦詩刊，搞得很起勁。一位年輕的詩友周啟祥，從上海回來，帶來了臧克家的《烙印》、《罪惡的黑手》、《運河》、《自己的寫照》，還有田間的《黎明集》、《中國牧歌》、《中國農村的故事》等詩集。大家如飢似渴地讀著。這些詩，像《烙印》中所寫的《難民》、《老哥哥》、《老馬》、《販魚郎》、《崇思》、《洋車伕》、《神女》等等，立刻引起了我們的共鳴。因為我們的身邊就是這樣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