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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大戶,居然只有一條訂票專線。紐約的大館每有專展,至少兩條以上,僱員也多。都是經費問題。難怪美國人說費城沒落了。可是要看塞尚精品,全美就數費城最集中,尤其是城郊的邦尼收藏館,連歐洲人也得專程來拜,譬如這回大展,年初在巴黎開辦後,徑來費城,倒好像費城是塞尚的孃家。
6月底,還是佔線。7月初全家回中國,機票早訂妥的。在紐約,光是華人經營的旅行社就有上百家——旅遊生意到底比文化生意做得好,也好做呀。
回到中國,我就忘了塞尚,忘了美國。曬在京滬塵土飛揚的馬路上,感覺是根本沒有離開過。
8月下旬。回紐約翌日,劉索拉來電話。他們夫婦倆隔天要去費城看塞尚展,邀我同行,行程安排是下午先往普林斯頓大學斯丹利先生家做客(票就是他弄的),傍晚同車去費城——票子規定六點進場。
得來全不費工夫。第二天我們上了去普林斯頓的火車。
索拉的丈夫阿巴斯任教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常來紐約,同研究卡夫卡的斯丹利是老朋友。一小時車程,我們小半在談這位教授的婚姻。下午將見到的第五位太太是德國人,據說斯丹利相中她是為一房19世紀古董傢俱的陪嫁,她呢,大概就為夫家的這份教職吧。事成,斯丹利給阿巴斯去電話:“傢俱快運到啦,可是老天,人也一起跟來!”
兩點。斯丹利到站迎接。他五十開外,長得活像指揮家伯恩斯坦。他開口就是笑話和雙關語,善戲謔的中國人自己並不笑的,斯丹利正相反,倒也照樣逗笑:他先是一縮脖子,旋即就笑得沒聲音了,快要暈過去的樣子。他也像伯恩斯坦喜歡大幅度聳肩,聳著,說完很長一段話,這才把肩膀放下來。
秋初天氣,樹葉還綠。他家在小樹林子裡,古董傢俱正隱在樹蔭投入室內的綠森森的幽暗中。傢俱也多綠色。歐洲人善用各種灰綠,同銀色、暗紅、乳白配在一起,顯得飽和而剋制。女主人意態嫻靜,面容像只鸚鵡,眸子灰綠色。她也是個笑話家,只在丈夫無聲的噎住似的大笑之間插進幾個單詞(女中音,德國腔英語),就能引得轟桌大笑(索拉本來就愛放聲大笑,高音),她自己則神色安然,隔著桌子問我畫些什麼,去過歐洲沒有,說她也有個女兒,在維也納上大學,她自己弄攝影,名字叫瑞吉娜。
四點鐘我們移到後院坐。斯丹利指著林子另一端人家,長篇大論訴說同那家人的糾紛。中國此時是凌晨,“時差”開始發作。我於是請瑞吉娜給我看她的攝影作品。我不喜歡美國的樹林,那只是植物,不是農村。塞尚在這兒會有畫興嗎。不過他似乎不在乎景緻,他畫的景,別的畫家未必肯坐下來畫的。
從普林斯頓去費城,一路夕陽。才不過幾天前我還去了北京燕郊,大片玉米地,雨後牛蛙轟鳴。有人問塞尚最喜歡什麼氣味,他說,田野的氣味。美國田野沒有氣味。在美東地區根本見不到真正的田野。
坐落在高坡上的費城美術館巋然在望。塞尚從未來過美國。德加來過。在館外有噴泉和紀念碑的廣場上,特意為塞尚專展劃出大片停車場。時差的倦意加劇,叫咖啡來不及了。六點進場,我強打精神。此地習慣,如果結伴逛美術館,除非眾人存心在進館後繼續痛聊,通常各人自便。斯丹利建議八點半在前廳右翼那尊羅丹《三男子》銅像下會合,然後一起晚飯。
好習慣。我喜歡獨自看畫。五分鐘後,我們就在展廳人叢中分開,隱沒了。
散在歐洲各國,包括從前蘇聯的塞尚藏品,差不多都借來了。見到殊少付印的作品(熟識的畫家忽兒陌生了),見到名震畫史的經典(總算驗明正身),是看回顧展最快意的事情。觀眾擁擠,個個緩慢移步像在夢遊。音樂會場的大靜之中,難免有人咳嗽,重要的畫展即便隨時聽得喃喃低語,卻是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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