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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種作風顯然十分適合於晚清的政治環境，翁同因此認為，曾國荃對官場對人生的思考都很深刻，對他評價極高，他在《日記》中稱曾國荃：&ldo;其學有根柢，再見而益信畏友也。吾弗如遠甚。&rdo;他認為曾國荃所宗乃是老莊：&ldo;沅甫之學，老莊也。然依於孔孟，其言曰&l;抱一守中&r;，又曰&l;止念息心&r;，又曰&l;收視反聽，是為聰明&r;，其養生曰&l;神水華池，時時致念&r;，其為政曰&l;順民心&r;，其處世曰&l;恕&r;，其臨事曰&l;簡&r;，其用兵皆依乎此而已&rdo;，&ldo;其人似偏於柔，其學則貫徹漢、宋，儕輩中無此人也&rdo;。從翁同的描述來看，除了&ldo;偏於柔&rdo;之外，曾國荃簡直成了曾國藩的翻版。曾國荃晚年寫信給侄子曾紀澤，也認為是兄長的教導，使自己找到了與官場相安的途徑：

餘昔日自作聰明，間或背文正公之教訓而私智自逞，往往不能妥葉。今稍符於眾議者，實皆恪守懿訓而弗爽也。

第四節 諸將皆富，大帥獨貧

一

其實，曾國荃只是貪名最大，論起經濟實力，他在湘軍將領中，絕不是最富的。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湖南各地豪宅紛起，曾國荃的大夫第相比之下，已經毫不起眼了。

湘軍早期軍紀之嚴明，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但鹹豐八年之後，違紀現象開始增多。鹹豐八年，湘軍在江西因紀律敗壞，激起民憤，竟然被民眾暗中殺死百多人。及至後期，湘軍整體上開始趨向腐敗，綠營中那些致命的惡習，比如&ldo;吃空額&rdo;、剋扣士兵等也開始在湘軍中出現了。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譜&iddot;卷四》說：&ldo;大都帶勇專為牟利。其虛籍克餉，智計百出，視綠營又加厲焉。&rdo;

鮑超軍隊在湘軍中紀律最差，吃空餉也最突出。同治元年，鮑超軍萬餘人，病故傷亡逃走共減員四千餘，為總數三分之一，但仍千方百計領取全餉。曾國藩對鮑超的伎倆看得很清楚，曾說，鮑超霆軍軍餉&ldo;積欠本已不少，而該營哨每於發餉之時，借劃邊米價為名，又復多方剋扣&rdo;。左宗棠也說鮑&ldo;位尊金多，自為之念重&rdo;。

曾國藩對這種情況心知肚明，卻表示難以處理：&ldo;亦有所聞，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點名，殊不可得。近日各營弊端甚多，不僅缺額一事。鄂中積習更有甚於此間者。若軍務不速完竣，正不知遷流之何極耳。&rdo;曾國藩的這種態度表示，當時的湘軍確已腐敗到了相當的程度。

其實不靠這種惡劣手段，一樣可以致富。除曾國藩之外，湘軍中最清廉的高階將領，當屬彭玉麟了。然而正是從他的案例，我們可以發現，作為湘軍高階將領，如果想發財，會多麼易如反掌。

《彭玉麟集》之第四十四、四十五頁，有《賦性》二首。其中有&ldo;汙吏貪官仇欲殺，賢人君子敬如神&rdo;及&ldo;眼孔著高看義利，分明黑白好安身&rdo;之句，以示自己的清廉。詩下自注說：

軍務告竣，除已報銷餉項及陣亡恤賞養傷各銀外，下餘應歸私囊銀近六十萬，悉留協濟長江，不敢攜分厘以貽害子孫，諮明六省督撫在案。

也就是說，打完仗後，除了已經報銷餉項及陣亡恤賞養傷各銀外，剩餘可以歸入私囊的白銀近六十萬兩。他把這筆錢全部留作公用，沒有帶回一分。那麼，他這六十萬來源於哪裡呢？查《彭玉麟集》下冊，可知，因為軍餉沒有來源，清政府允許彭玉麟部&ldo;以鹽抵餉&rdo;，以食鹽專賣權充軍餉，透過販賣此項權利，積累了六十萬存銀。從詩中的自注可以看出，按當時人的觀點，這筆錢他是可以自由取用，視同私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