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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亨，曾守衛大同。也先攻大同時，他打了敗仗，一個人跑回來，受到處分，後來還是于謙推薦他掌管五軍大營。北京保衛戰期間，他是于謙的副手，為擊退也先立下軍功，進武清侯爵。石亨為表示對于謙的感謝，再加上他功不及於謙但所受封賞卻超過了于謙，心中慚愧，於是薦舉于謙的兒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于謙辭讓，景帝不允。于冕到北京後，于謙不但不領情，還上疏景帝，言辭懇切，指責石亨徇私：&ldo;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倖，決不敢以子濫功。&rdo;於是，石亨由恩生怨。

當然，于謙之死，也不能從徐有貞、石亨等輩構陷這樣簡單來看。

古語有云：&ldo;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rdo;水不能清，人不能察，這種情況雖然與官僚士大夫長期接受的儒家正統教育相背離，卻深刻地表明瞭古代官場的潛規則。于謙是在傳統思想文化薰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剛正不阿、潔身自愛，不會接納也不會融入官場的人情世故中。而以徐有貞和石亨為代表的另一種官僚集團，抱著強烈的政治動機，到處投機鑽營。他們為人處世的準則不講究憂國憂民的情懷，而是一切從個人私利出發，樹黨營私。

以于謙的操守和性情，被傳統社會的官場所邊緣化，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官僚集團或許還能容忍于謙的存在；一旦天下無事，于謙必然會被排擠，甚至遭到殺害這樣的奇禍。在北京保衛戰之後，即使于謙多次請辭避讓，極力想逃離政治鬥爭的漩渦，但悲劇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于謙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樣身體力行地按照儒家規範來嚴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為什麼反而還會招來禍端。

從土木之變到奪門之變，從更立太子到復儲風波，短短數年之間，明朝發生了那麼多的事件。這些事件中，有的豪壯，讓人激情澎湃，讓人熱血沸騰，如於謙主持的北京保衛戰；有的沉重，讓人窒息，讓人絕望，如功臣于謙的冤殺。在金戈鐵馬、刀光劍影中，在宮廷政變、政治權術中，不乏形形色色的人物，也總能見到光怪陸離的事情，而這些事情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每個人的操守。也許隨著時間飛逝，有些事不再清晰，有些人不再被記起，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總會有些事情讓人記起，有些人值得牽掛。于謙正是這樣的人，他也做過這樣的事。

成化二年（1466），英宗的兒子憲宗朱見深為于謙平反，詔復原官，追贈太傅。弘治七年（1494），賜諡曰&ldo;肅愍&rdo;，建祠，匾額書&ldo;旌功&rdo;。萬曆十八年（1590），改諡為&ldo;忠肅&rdo;。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南巡，題寫匾額&ldo;丹心抗節&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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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賴家度，李光璧：《于謙和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

（2）林寒選註：《于謙詩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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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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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晚年居於陽明洞，世稱陽明先生。他是明代最偉大的哲學家，而他的學說‐‐王學（陽明學）‐‐也是明代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

上世紀三十年代，錢穆先生著《王守仁》，說他是明代學者的重鎮、宋明理學的高峰。錢穆還曾說：&ldo;陽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暢此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業、文章均已冠絕當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