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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國情顧問竹內倫樹教授的交流，對我啟發很深。日本不乏有識之士，他們真正理解日本的國情，清楚日本的病症所在，也明白日本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相信他們目前遇到的困難，是結構調整上的困難，他們一定會重新走向振興之路。

相比日本，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優勢。日本基礎裝置十分完備，找不到什麼地方還需要建設；日本的環保十分優秀，這麼一個工業化國家，環保如此之好，是令人羨慕的，環保投資也找不到投入的地方；人們普遍比較富裕，教育也比較發達，啟動內需真不知道從何入手。而中國經濟正在興起，不說西部，就說東部基礎設施也十分不完善；東部的環保還不知要投入多少，才會重回青山綠水；不說西部還有尚未脫貧的人，就是東部下崗工人，都有待生活改善；12億人民居者有其屋，以及良好的公共運輸體系，不知要投入多少才能解決。全國12億人受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的工程就十分巨大。減輕農民負擔，由國家來建設多媒體的農村中小學，就需要數千億，更何況把現在的大學建成現代大學，還不知道有多大的投資機會。因此，中國的啟動內需，一旦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投入，成為持續不斷行為，中國至少有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機會。不過在發展中要注意一旦富裕起來後，可能產生的福利社會的動力不足問題，提早預防，就不會出現日本出現的問題。目前，加拿大、北歐這些福利國家都遇到稅收過高、福利過好、優秀人才大量流失的困境。我們認真研究吸取經驗教訓，就會持續有效地發展。

日本企業遇到了什麼困難？

我們訪問的是實業型公司，這樣的公司相比其他型別的公司好一些。產品還在市場上有銷售，現金流還能轉得動。只是八年的經營成長曲線是一條平線，幾乎沒有增長，工資總額也幾乎沒有增長，甚至還略有下降。

日本企業面臨的三種過剩，沉重地壓在企業的頭上，使之調整困難。這三種困難是僱傭過剩、裝置過剩和債務過剩。這三種過剩的調整，涉及機構改革、結構及產業重組，向發展知識創新產業過渡，以及培養核心經營能力和向速度經營的轉變。過去的日本企業體制，束縛了這種轉變，使之困難重重。日本企業真正感到了，不是做什麼事好，做什麼事不好，關鍵在於有無核心競爭力。

如果，華為的增長速度大幅減慢，日本企業的三種過剩都會在華為出現。沒有及早的認識和充分的思想準備，就會陷於被動。

隨著日本企業長時間不吸收新員工，員工平均年齡逐步增大，人才結構由寶塔形轉向紡錘形，優秀的人才少，新生力量少，年齡大的一般員工多，使企業缺少活力，而且工資成本較高。由於人才的流動減弱，職位相對凝固，使創新明顯不足。

日本企業的內部改革滯後，國內企業競爭不激烈，企業內部員工也缺少必要的競爭。迫切促使企業改革的內因、外因，並沒有因為經濟不景氣凸顯。日本企業完全靠自身力量實行較大的改革，十分困難。如前所講，日本是一個治安很好、生活很舒適、穩定的國家，儘管八年未漲工資，並未足以威脅消費，人們比較安於現狀的生活，日本人連留學都很少出去。這種安定，也不利於迫使企業痛下決心進行改革。

儘管他們已廢除了年功序列制、終身僱傭制，加強了績效考核，日本企業現在內部也開始進行改組，重新劃分結構，從一個大公司什麼都幹，逐步收縮到幾大領域，然後這幾大領域財務獨立，共同品牌使核算目標清晰化等等，但觀念和文化的慣性使這種變革的努力見效不大。

日本企業也開始推行員工持股制度，啟用和推動員工之間和企業之間的相互競爭。日本的法律原先是不允許員工持股的。但日本企業在根本的競爭力提升上並沒有有力度的行動。治標不治本，深層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