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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猶太人的哲學家、神學家和思想家能夠重新討論這個問題，看看為了我們這個世界，是否可以得出一個不同的結論。他們對世界道義的影響非常寶貴，不應受到其現有立場的破壞。我完全可以想像，如果非洲人說歐洲人無論如何也無法補償骯髒的奴隸貿易的罪孽，今天的非洲人永遠不願寬恕歐洲人在奴隸制上的罪責，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景。奴隸貿易至少造成4000萬人喪生，更不要說家庭被毀、婦女遭欺侮以及多少上帝的子民遭受的蹂躪。

如果我們要繼續前進，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就必須找到一種方式，有效瞭解骯髒的過去。我可以想到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罪犯或其後代承認已經發生過的殘酷事件，受害者的後代以寬恕作為回應，同時應採取措施對影響依在的慘案受害者進行哪怕是象徵性的補償。或許，美國的種族關係要改善，就必須給美洲土著人或黑人一個機會，傾訴他們被劫掠、被奴役的苦難。我們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看到了傾訴的復原功效。

如果當代人不能合法地代表作古的人們，我們就不能對南非早在1948年實行種族隔離之前就存在的種族主義歷史的罪孽予以寬恕。我們這塊土地的復原就會遭到挫敗，因為永遠會有暴行被揭露出來，破壞我們既得的成就；或是總有人會說：&ldo;這樣做可以解決當前的問題，但終究這是無效的，因為它不能卸下歷史的包袱。&rdo;

真正的寬恕要了結過去，了結全部的過去，使未來成為可能。我們不能以無法再代表自己說話的人們的名義，冤冤相報。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現在所做的是為古人，為現在，也為將來。不論怎樣，這才是群體成其為群體、人民成其為人民的東西。

我曾經深切地希望，在北愛爾蘭和中東這種地方致力於解決那些似乎無可救藥的問題的人們，不要小看了一些細枝末節，其意義和重要性可能遠遠超出了表象。令我沮喪的是，我聽說那些與北愛爾蘭和平程序緊密相關的人物拒絕在公共場合握手，有些人甚至竭力避免與對方、與現在的敵人拍進同一張照片。在約旦國王海珊的葬禮上，以色列總統魏茨曼有勇氣和巴勒斯坦一個激進組織的領導人握手，的確是不凡之舉。這一舉動使敵人具有了人情味，而不是將其視為魔鬼。一次小小的握手，可以讓不可思議、遙不可及的事情‐和平、友誼、和睦與寬容‐不再遙遠。

我也希望現今世界的敵對方，能用更加緩和的語言形容其對手。今日的&ldo;恐怖分子&rdo;很可能是明天的總統。南非的情況就是如此。大部分被打成&ldo;恐怖分子&rdo;的人，現在都成了我們的內閣部長或擔任了國民議會中的要職。如果今日與我們有分歧的人可能明天成為我們的同仁，我們還是現在就開始使用變革到來時不至於讓我們尷尬的語言對待他們為好。

我們還必須記住，談判、和平對話、寬恕與和解往往不是在朋友或類似的人中間進行。之所以需要這一切，恰恰因為人們是死對頭，視彼此為仇敵。但敵人是潛在的盟友、朋友、同事及合作夥伴。這不是什麼烏託邦式的理想主義。第一次民主選舉出的南非政府，是一個由曾經相互殊死鬥爭的政黨組成的民族團結政府，其領袖是一個被當做危險的恐怖主義分子而身陷囹圄27載的人。

如果世界上的衝突各方開始作出象徵性的和平姿態，改變他們對敵人使用的語言，開始和他們對話，那麼他們的行為也可能改變。例如，在得到承認的巴勒斯坦領土上繼續建造猶太人定居點，引起巴勒斯坦人的牴觸和敵對，讓他們感到被蔑視和侮辱，這對中東未來的各種關係又有什麼好處呢？對那些註定要成為鄰居的孩子來說，這又能給他們留下些什麼呢？阿拉伯國家完全不切實際地認為他們可以摧毀以色列時，我也問過同樣的問題。在我們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