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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工作，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沒有學會做工作，或者不過是一些利己主義者和受賄分子。

所以說，在恢復時期之初劃定了一條對工程師們奇妙的寬大為懷的槓桿。

一九二二年第一個和平年代充滿了公開的審判真是太多了，以至我們這一章幾乎都用到這一年上了。(人們會感到奇怪：戰爭過去了‐一而法院卻那麼活躍?但是要知道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八年護法神都曾格外活躍過一陣。這裡是否有最簡單的規律性呢?)

雖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決定&ldo;縮小全俄肅委的管轄範圍&rdo;&ldo;它按照這個意圖裝腔作勢了一番並且改名為國家政治保衛局但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權力就重新擴大了，十二月捷爾任斯基對《真理報》(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記者說：&ldo;現在我們需要特別敏銳地注意各種反蘇派別和集團。國家政治保衛局緊縮了機構，但是提高了它的質量。&rdo;

因此我們也不放過這一年年初的案件：

7)奧爾登博格爾工程師自殺案&ldo;(高庭&rdo;，一九二二年二月)已經誰也不記得的、微不足道的完全沒有代表性的一次審判。說沒有代表性，是因為它的內容只涉及一個人的生命，而且是已經完結的。如果這條生命沒有完結，那末這個工程師，還有十來個人與他一起，便會組成中心而出現在&ldo;高庭&rdo;面前，那時審判就會完全有代表性的了。而現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知名的黨務工作者謝捷爾尼科夫，兩名工農檢查院幹部，還有兩名工會工作者。

可是，在這一次對沙赫特分子和&ldo;工業黨&rdo;的早期先驅者的審判中，有著某種象契訶夫所描寫的遠方傳來的斷弦聲那樣一種令人惆悵的東西。

b&iddot;b&iddot;奧爾登博格爾在莫斯科自來水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看來從本世紀初就成了它的總工程師。他經歷了藝術的白銀時代、四屆國家杜馬、三次戰爭、三次革命而全莫斯科一直都是喝他的水。高峰派和未來派、反動分子和革命分子、貴族士官生和紅軍戰士、人民委員會、契卡和工農檢查院喝的都是奧爾登博格爾的潔淨冰涼的水。他沒有結婚，他沒有子女，他一輩子只有自來水。在一九0五年，他不放警備隊進駐自來水公司&ldo;因為士兵們笨手笨腳可能會把水管或機器弄壞&rdo;。在二月革命的第二天，他對自己的工人們說，革命已經結束，夠了，各就各位，水應當照常供應。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戰鬥中，他只關心一件事：保全自來水公司。他的從業人員舉行罷工來回答布林什維克政變，邀請他一起參加。他回答說：&ldo;從技術方面，我，對不起，不罷工。而在其他方面，在其他方面，我，好吧，罷工。&rdo;他從罷工委員會接受了一筆支援罷工者的錢，寫了收據，但自己卻跑出去尋找管子接頭來修理壞了的水管。

但他反正是個敵人!他對一個工人說過這種話：&ldo;蘇維埃政權連兩個星期也維持不了。&rdo;(在轉入新經濟政策的前夕下來了一個新精神，因此克雷連科允許自己對&ldo;高庭&rdo;稍微說點真話。)&ldo;當時不僅專家們這樣想我們也不止一次地這樣想過。&rdo;(第四三九頁，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但他反正是個敵人!像列寧同志告訴我們的那樣：為了監視資產階級專家們，我們需要有工農檢查院這條警犬。

在奧爾登博格爾身邊安排了兩隻這樣的警犬(其中一隻原是自來水公司的滑頭辦事員馬卡羅夫-澤姆梁斯基，他&ldo;因品行不端&rdo;被解僱，進了工農檢查院，&ldo;因為那裡待遇好&rdo;，後來上升到中央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