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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停留在愛自己的親人上面，《郭店楚簡》中說：“親而篤之，愛也；愛父，其繼之愛人，仁也。”對自己親人愛到極點，那也只能叫“愛”；愛自己的父親，擴大到愛別人，這才叫作“仁”。又說：“孝之放，愛天下之民。”對父母的孝順要放大到愛護天下的老百姓。不過愛自己的親人無論如何是愛別人的基礎，“愛親則方其愛人”。這就是說，孔子儒家的“仁學”要由“親親”擴大到“仁民”。也就是說，要“推己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作到“推己及人”並不容易，必須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作為實現“仁”的準則。（朱熹四書集註：“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如果把“仁”推廣到社會（全人類社會），這就是孔子說的：“克己復禮曰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其由人乎？”古來曾把“克己”（克服私慾）和“復禮”（復興禮制）解釋為平行的兩個方面，我認為這不是對“克己復禮”的好的解釋。所謂有“克己復禮曰仁”是說只有在“克己”基礎上的“復禮”才叫作“仁”。費孝通先生對此有一解釋，他說：“克己才能復禮，復禮是進入社會，成為一個社會人的必要條件。揚己和克己也許正是東西方文化的差別的一個關鍵。”我認為這話很有道理。一個人要進入社會，必須對自己有個要求，例如說要求自己應該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你才可以遵守社會的規範（禮）；而成為社會的人；一個國家也一樣，你必須對自己有個遵守世界的“公約”和“公理”的要求，這樣世界公約、公理才得以維護。費先生認為，中國文化主張“克己”，對於人與人之間相處較好；而西方文化主張“揚己”，把自己抬高到別人、別國之上，這怎麼能不發生衝突和戰爭呢？朱熹對“克己復禮曰仁”的解釋說：“克，勝也。己，謂一身之私慾也。復，反也。禮，天理之節文也。”這就是說，要克服自己的私慾，以使之做人行事能符合禮儀制度規範。“仁”是人所具有的內在品德（“愛生於性”）；就社會生活說，“禮”是規範人的行為的外在的禮儀制度，它的作用是為了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之和諧相處，“禮之用，和為貴”。要人遵守禮儀制度必須是出於其內在的“愛人”之心，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對“仁”和“禮”的關係，孔子也有非常明確的說法：“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仁愛之心的禮樂那是虛偽的，是為了騙人的。所以孔子認為，人們如果有了追求“仁”的自覺要求，並把這種“仁愛之心”按照一定的規範實現於日常社會之中，這樣社會就會和諧安寧了，“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這種把追求“仁”的信念實踐於日常實際生活之中，就是《中庸》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極高明”要求追求人生上的最高原則，即“仁”的理想；“道中庸”要求人們按照規則把“仁愛”精神實現於日常生活之中（“中庸”，用中的意思），“極高明”和“道中庸”不能分為兩截，這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內聖外王之道”。我們今天要求建設“和諧社會”，孔子的這些話無疑對我們有重要的價值。《論語》中講了許多“仁”的道理，但沒有出現“仁政”這兩字，但是他說“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泛愛眾”、“舉賢才”、“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等等都是講的“仁政”。“仁政”在《孟子》一書中講得很多，意義也很廣泛，其中有些雖已不適合今日人類社會的要求，但其中也許有兩點很重要，對我們今天建設和諧社會和實現世界和平仍然有重要意義。一是孟子認為“行仁政”就要使民有恆產，他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孟子的意思是說：對民的道理是，要使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穩固產業，他才能有一定的道德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