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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加劇了中國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趨向。

社會公共資源被挪用、擠佔、浪費的現象比較嚴重。誠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談及的那樣，中國現階段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存有偏頗之處，即不是定位為公共服務型的政府，而是經濟型的政府，於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嚴重缺位，大量的社會公共資源被用於經濟方面而不是基本的民生方面。再者，在盲目追求　GDP增長的情況之下，政府的政績觀也往往容易陷入諸如膨脹經濟水分、過分維護地區利益和形象、相互間模仿和攀比等誤區。比如，為了呈現出本地繁榮的經濟景象，不少地方熱衷於建造一些超出負擔能力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擴建城區、修建城市廣場、擴充套件各種形式的開發區，等等，為此透支了大量的公共資源。這樣一來，必然會直接損害民眾的基本權利和基本利益，比如對被拆遷市民和失地農民的低額補償，甚至就連不少從事城市建設的農民工的工資也被剋扣。據海南省建設廳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海南拖欠工程款中有60％以上屬於政府拖欠，政府已成為了拖欠工程款的大戶。

社會公共資源的不公平分配現象也比較明顯，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從縱向（行政隸屬）的角度來看，上級的財政狀況要好於下級的財政狀況。許多基層機構的財政能力幾乎枯竭。就同社會弱勢群體的關係而言，基層機構最為直接，責任最大，同時也往往是最無奈的。同上級部門相比，現在許多基層機構的財政能力是極為窘迫的。1998年，農業部對10個省區的調查顯示，鄉、村兩級高額負債是普遍的，鄉級平均負債400萬元，村級平均負債20萬元。另據調查，中國鎮政府的財政債務每年以200多億元的速度遞增，預計當前的鄉鎮基層債務額超過5　000億元；其中鄉鎮一級淨負債超過2　300億元，村級估計達2　500億元。全國約有2/3的鄉鎮不能正常發工資，有的欠一個月，有的欠一年，相當多的鄉鎮還在發1992年標準的工資。基層財政的窘迫，不僅難以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直接而有效的援助，而且在客觀上容易助長一些基層幹部同民眾“爭利”的現象，從而加重了民眾的負擔。其二，從橫向（區域之間）的角度來看，社會公共資源越來越向東部發達地區傾斜。對此，我們從東部一些城市建設的投資狀況同西部一些省份的財政狀況的比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暫且不論像人們所熟悉的北京準備用2　800億元的資金打造“新北京、新奧運”、上海準備用4　000億元的資金迎接世界博覽會，等等，我們只是來看一下山東省濟南市這個東部地區發展程度尚不算上乘的城市僅僅是在城市建設方面的資金情況。據報道，1999～2003年的5年，濟南市城市建設累計投資近600億元。在此基礎之上，濟南市又計劃5年內投資1　360億元用於城市建設。相比之下，西部許多省份2003年全年的財政收入總額只有幾十億元至一百多億元（見表12，略）。這種勢頭如果長期保持下去，那麼，東西部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會加速拉大，西部地區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問題毫無疑問地會嚴重加劇。　。。

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16）

違規現象明顯，致使社會公共資源向強勢群體傾斜和流入。由於社會在一定範圍內的失序以及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對待不同群體厚此薄彼等多種原因的存在，導致不少社會公共資源出現來源不暢、投向違規的情形。一方面，本應形成的一些社會公共資源難以形成，這突出地反映在大量的稅收收入很難兌現。例如，2002年，根據中國含稅GDP倒算，企業有3　000億～4　000億元該交納的稅沒有收上來。於是，這樣一項鉅額的本應屬於公共資源的資金便流向了少數群體和個人。另一方面，現有的公共資源由於種種違規活動而損失嚴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