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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毛澤東逝世前的1975年為54�4元，22年的總增長率為40�2％。轉引自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第517頁。

變化發生在1978年以後。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改革開放。這首先從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然後轉向城市的諸多經濟領域。在此後的20餘年內，中國經濟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都在8％左右，1992～1994的三年間則達到11％～13％之間，即使在全球經濟尤其是東南亞經濟普遍低迷的20世紀的最後幾年，仍然達到7％左右，即使在強調“宏觀調控”的最近幾年也保持在8％左右。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二大上提出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也提前5年實現。現在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六大經濟強國，而按麥迪森運用購買力平價方法進行的測算，中國更是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它的GDP總量佔世界總量的12�9％。參見《中國GDP統計存在水分嗎》，《揚子晚報》2002年5月4日A12版。

如果說中國經濟在20世紀最後20年的迅猛發展，為中國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質基礎的話，那麼中產階層的出現和成長還與1978年後出現的中國社會的轉型有著最為直接和密切的聯絡。在這裡，我們所說的中國社會的轉型包括三個最主要的方面：其一，沿著1949～1978年間的工業化道路，繼續實現從以農業為主導的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導的社會的轉變；其二，尤為重要的是，從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變；其三，從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的轉變。我們緊接著就會看到，正是這種社會轉型及下述由這種轉型帶來的社會生活多方面的變化，使中國中產階層的出現和成長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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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與中產階層的興起（2）

變化之一：政治的清明和寬鬆，國家和社會關係的重新調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當的程度上從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分離出來，哈貝馬斯所稱的公共領域在一定範圍內出現，這是中國中產階層出現和成長的條件之一。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我們首先看到的一個有意義的變化，是1979年後中共中央宣佈為地富子女摘帽，並結束先前的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代之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變化，伴以社會生活中的其他改變尤其是職業的分化，使得中國社會的分層得以從“符號性”的階級標準轉向職業標準，而這正是中產階層得以出現的前提之一。能夠想象的是，隨著國家不僅對經濟生活同樣對包括政治生活在內的社會生活幹預的進一步弱化（農村的村民自治已經走出了第一步），市民社會的形成及與其相關的公共領域的擴大，將為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

變化之二：經濟的持續穩固的發展，經濟結構的調整，第三產業規模的擴大，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程序的加快，也是中國中產階層出現和成長的條件之一。中國經濟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經成為全世界承認的不爭事實，而它未來的發展也為世界所看好。而對造就中國的中產階層來說，經濟的增長是一個基礎，但國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個直接的因素。事實是，1980年我國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為57％，1993年上升到71％，預計到2010年將上升到81％，肖文濤，同前引書。這意味著國家的經濟成就將更多地轉化為民眾手中的財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其他諸多因素的變化也在改變中國社會的分層結構，促進著中產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