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東行日記（二）(第1/2 頁)

公元1718年，十一月十二日，陰雨。

街上很熱鬧，鞭炮聲響個不停，穿著紅衣、揮著紅色小旗的百姓們將每一條街都塞滿，每個人都洋溢著興奮的情緒，我在廣州居住了幾個月的時間，只有除夕過年的時候有過這般盛景。

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是大熙帝國的國慶之日，也是大熙帝國第三任皇帝登基的日子，前任的太宗皇帝在去年我抵達廣州的四天後離世，他的第四個兒子，也是大熙帝國的皇太子接過了皇帝的位子，但按照大熙帝國的《大熙總憲》的規定，新皇帝只能在第二年的國慶之日登基，今日這位新皇帝才算正式登上皇位。

是的，大熙帝國有一份成文的憲法用以約束皇帝的行為，這在歐洲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即便是在君主立憲的英格蘭，也只是用一系列法規和協議達成國王和貴族之間的妥協，而非像大熙帝國這樣，將全民的憲法置於皇權之上。

我在廣州的時間不長，對於大熙帝國並沒有多少了解，皇室的訊息，也大多來自於公開的報紙和友人的轉述，太宗皇帝作為大熙帝國開國皇帝的長子，似乎並不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物，在政務上更多的是蕭規曹隨，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大多數的政策基本是沿襲了其父親的策略。

但在他的統治期間，卻是大熙帝國的封建守舊勢力和新興貴族工商勢力鬥爭最為激烈的時刻之一，最典型的就是議會中出臺的各種法案，頒佈幾個刺激工商的法案，就會有幾個相對的保護地主和舊貴族田地的法案，這些法案之間相互矛盾，足見兩股勢力之間的鬥爭和糾纏。

正如前文所言，太宗皇帝似乎並不是一個有多少主見的人物，或者他並不想捲入這兩股勢力的爭端之中，而更傾向於成為仲裁者以維護自身的地位，無論如何，他的態度導致兩方都無法依賴於皇權去壓倒對方，在朝中達成了一個均勢。

這種均勢對於新興貴族和工商從業者來說反倒是個優勢，他們如同朝陽新升，勢力集中在富裕的東南沿海和海外殖民地，對於大熙帝國大部分省份的影響並不算深入，深居內陸的西北和東北地區更是毫無影響力，皇室兩不相幫的平衡態度，讓他們不至於立刻就面臨守舊勢力的大規模反撲，直接被掐死在搖籃中。

我對大熙帝國上層的政治鬥爭並沒有什麼興趣，但這些鬥爭不可避免的會波及到我們這些旅居大熙的外邦人，守舊勢力希望斷絕海外大莊園的糧食和廉價原料的輸入、遏制愈演愈烈的田土和糧食貶值，為此正在議會中推動《穀物法案》，希望以高昂的關稅來遏制海外糧食的進口。

但他們顯然並不僅僅想要抵制海外糧食的輸入，他們想要的是閉關鎖國、維護中土正在崩解的自耕自銷的小農經濟形態，若真要閉關鎖國，我們這些外邦人必然是要被驅趕出大熙帝國的。

坦誠的說，我已經在漸漸習慣在廣州的生活，穿著長袍、束著頭髮，和當地人一起在茶樓裡吃著早茶，用著毛筆和宣紙、住著木製的中式小樓和花園，廣州大學堂裡教授的薪水，足夠我過上體面的生活，更別說我改編的《俄狄浦斯王》的戲劇這段時間正在廣州梨園裡熱映，每月都有可觀的分紅和稿費。

只是當地人對這種西式戲劇似乎並不感興趣，大多還是旅居廣州的西方人成群結隊的去觀看，好在廣州作為大熙帝國最早開港的城市，生活著將近十萬的外邦人，佔據了廣州人口的十分之一，讓我的第一部戲劇擁有充足的觀眾。

當然，這部以法國王室為背景創造的戲劇最火爆的地方還是在歐洲，年初卡普頓船長回到廣州時給我帶來了訊息，歐洲已經有不少劇院在演出我的戲劇，法國王室對此很是惱火，有貴族聲稱“哪怕遠渡重洋也要將伏爾泰投入巴士底獄中”。

他們現在還以為伏爾泰這個筆名是一個人，但終歸會查到我的頭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