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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研究會）；諮詢和網路化（熱線、法律諮詢中心）；等等。

中國NGO的總體印象是依賴政府和命令的附屬性組織；它的創立方式多種多樣。例如；可能在國家和反對派之間建立相對自治的空間作為合法的公益組織。由於國家級協會的地方分支機構處於國家的監督之外；它們可以發展自己的專案計劃、國際聯絡、身份認同和問題意識。許多自發形成的團體在開始成立時沒有國家的資金支援和國際捐贈。自1998年以來；中國產生了600多個地方NPO的國內網路；它們受中國科協（CASF）領導。特別是職業協會；它們致力於政治改革和*化；數量很少；但擴大了環保和社會團體的豐富多樣性；具有直接的政治意義。

如前所述；與國家掛牌單位的聯絡並不總是消極的；有時也可以對國家政策產生正面的反饋作用。如婦女心理諮詢中心與掛牌單位北京大學的婦女權利諮詢中心的合作就是成功的範例；它關於家庭暴力和女民工權利的不穩定性知識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其他法律諮詢中心；如由一群政治學教授發起組織的“環境資源保護合法援助中心”致力於北京受拆遷威脅的舊城房屋改造的居民權利保護。在與掛靠大學的諮詢中心的合作中；透過外面的律師事務所和自己的時事通訊；該中心有效地拓展了環境概念。此外；中國還存在許多未登記的NGO。

中國非政府組織的作用

20世紀*十年代；在不同的實際經濟問題中產生了一種工作群體；它們在改革過程中不斷分化；其形式表現為研究所。隨後；研究所內又出現了次級團體；它們主要就社會議題如社會公正等展開討論。這些研究所可以歸納為兩類；一類為“基於顧客”的政策研究；另一類作為非營利企業首先致力於研究而不是政策諮詢。

中國的“獨立”諮詢機構大多具有兩個功能。一個例子是“天則經濟研究所”；這個諮詢所成員既有來自政府和大學的成員；又有來自企業的顧問。其資金來源於國際捐助者和諮詢收入。該所創立者之一茅於軾以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工作；並從事非洲能源方面的顧問工作。茅於軾和該所的大多數創辦者在政策精英層內建立起傳統式的網路；不僅維護它；而且也把專家意見擴散到政治決策過程中。除了經濟研究；該所還經常舉辦學術交流會；如環保主題、村民自治和社會福利；這些學術交流會也適用於政策諮詢。

透過國外基金的資助（主要是福特基金和國家*基金）；有可能創立一個“民間”的空間；在此聯合起來的知識分子可以保持制度上的獨立；而不需要依賴掛牌組織。這樣的智囊團建立在政策諮詢所寬容的夾層空間。在這裡；有才華的知識分子比較務實和關注結果；他們拒絕繼續在思想和理論上進行爭論；而且被認為是“知識型企業家”。他們實施政府專案；和地方政府合作；向政府提供服務；促進政治改革；但政府不用發工資。其結果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對國家的依賴減少；可以從事相對不受控制的工作；另一方面；中國急需的知識精英在行動上的合作卻繼續弱化了。為了獲得國外的資助；知識分子的NGO之間或者更有可能是研究所和環境與政治發展NGO之間的競爭加劇。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中國公民社會：現在與未來（10）

*中央黨校是一個思想和知識分子交流的地方；它也必須像研究所那樣在市場上與培訓機構競爭；並試圖提高青年研究者的吸引力。這種國際化和職業化趨勢在許多中小國有研究所中有所體現。如2002年建立的“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是*中央編譯局下設的研究機構；該機構與中央黨校合作啟動了一個服務地方政府的特色研究專案“中國地方政府改革與創新”。目標之一是為“善治”設計和支援新的標準。選拔委員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