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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經濟上也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

在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困難的土地革命時期，「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蘇區根據地派人一趟一趟給上海的黨中央送黃金，不也應該人人皆知人人敬佩嗎？

所以中國革命有了這一獨特現象：紅色首腦最先在先進發達的上海租界建立。紅色政權卻最終在貧困落後的山區邊區紮根。

不集中在最現代化的大城市，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獲得先進的思想體系，不會獲得後來眾多的領導精英；不分散到最貧困落後的邊區山區，紅色武裝便沒有充足的給養和堅韌頑強的戰士，中國共產黨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軍隊，沒有自己的政權，不創造出鞏固的根據地，不開闢出自己獨立的經費來源，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依存關係便無法根本改變。

不走毛澤東開闢的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之路，中國革命不但不能獨立於敵人，也不能獨立於友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訪問蘇聯，與史達林會見。周圍人沒有想到毛澤東第一句話竟然是：「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獨立自主帶來的艱難曲折溢於言表。史達林的回答是：「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這是一般公理。」這位以「鋼鐵」命名並且深刻改變了20世紀世界政治程序的歷史巨人在勝利的中國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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