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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起我，就會想到海鹽縣襯衫總廠。海鹽縣襯衫總廠的前身，是1956年組織起來的縫紉合作社。直至1975年的二十年間，全廠只有固定資產兩萬多元，年利潤只有五千多元，職工連退休金也領不到。1977年我當上了海鹽縣襯衫總廠的廠長。那時，我面前只有兩條路：要麼進行改革，使工廠恢復生機;要麼就是倒閉。我自然選擇了前者。也許是性格使然，我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對待事業，反對循規蹈矩和墨守成規，喜歡敢闖敢幹和創新進取。我勇於挑重擔，不怕閒言碎語。

我確立了&ldo;信譽至上，質量第一&rdo;的企業宗旨，制訂了&ldo;人無我有，人有我變，人變我新，不斷創新&rdo;的業務方針。我砍掉了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員，充實生產第一線，鮮明地提出&ldo;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rdo;，對獎金分配堅決打破平均主義，實行&ldo;上不封頂，下不保底&rdo;。在產品經營上，我們堅持創名牌戰略，反覆強調&ldo;靠名牌吃飯能傳代，靠關係吃飯要垮臺&rdo;，&ldo;誰砸企業的牌子，就砸誰的飯碗&rdo;。我們將上海作為我們搶佔&ldo;制高點&rdo;的首選城市，作為第一家打進上海市場的製衣企業。我們生產的&ldo;雙燕牌&rdo;名牌襯衣於1980年衝進上海市場，並透過上海這個&ldo;制高點&rdo;輻射到全國二十多個省市，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我們每年都要舉行一次產品看樣訂貨會，視客戶為上帝，特地從上海租用了幾輛轎車，去上海和杭州等地的機場、車站、碼頭專程接送客戶。要曉得當時海鹽縣委縣政府才只有一輛北京吉普車，而我們企業用來接送客戶的小轎車有五輛。這五輛小轎車在小小的縣城招搖過市，十分顯眼。

同樣，我們企業也會應邀去外地參加這樣的訂貨會。有一次新疆有關企業邀請我專門參加看樣訂貨，按常規安全得坐火車，來回半個月時間耗不起，我就改乘飛機，來回三天時間就完成了任務。

所有這些，現在看來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然而在當時卻屬於&ldo;大逆不道&rdo;。有些人側目而視議論紛紛，有些人更是公開指責發難。對此，我做了具體分析，搞這些改革，誰高興誰不高興，誰贊成誰反對。我心裡清楚。我捫心自問，推行改革對國家對集體對職工三方面都有利，而我自己還是原來的步鑫生我問心無愧，因而不為眾多議論指責所動，他人的非議反而更堅定了我改革的決心。我們企業自辦了專業消防隊，還千方百計辦起了上水平的託兒所和幼兒園，確保職工生產無後顧之憂。我們還別出心裁地實施了一些看似與生產無關的舉措。如設計廠標、製作廠徽、統一廠服、譜寫廠歌、舉辦一年一度的廠慶，組織全國服裝企業的第一傢俱有專業水平的時裝表演隊。我們去北京舉行產品展銷期間，時裝表演隊隨展銷團同去，並應邀在北京飯店、民族文化宮舉行了專場表演，引起轟動，對企業的服裝展銷產生了較好的良性作用。

在進行這些改革的過程中，我亮出了自己的決心：大刀闊斧搞改革，嘔心瀝血抓發展，冒著風險排乾擾，不創一流誓不休。&ldo;冒著風險排乾擾&rdo;這一句，不是自己信口拈來，更不是危言聳聽。試想，在當時政治大環境下上述改革措施哪項不是違規的&ldo;犯上&rdo;行為?改革，不冒這個風險行嗎?不排除幹擾行嗎?

我們的改革引起了上級的關注。《浙江日報》第二版用一個整版的篇幅以《企業家之歌》為題對我進行報導，這篇報導在全省引起了強烈反響。中共浙江省委派出調查組來我廠進行調研，給予充分肯定，並寫出調研報告上報中央。新華社反映我的&ldo;內參&rdo;報導後來驚動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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