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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改革的犧牲品

雖然環境逼著你要冒一定的險，但並不意味著你能沒有底線。

我在做聯想的時候，給自己畫了一個底線，其實挺起作用的，這個底線就是，我不在改革中犯錯誤。最開始這句話是：不做改革的犧牲品。後來有人提意見說這句話不好聽，就把它改成：不在改革中犯錯誤。這句話，還是很重要的，你要弄清楚什麼事情能做，什麼事情不能做，不能不行的時候強行去改造環境，那一定會頭破血流。1984年和我同時起步辦公司的有好多出名的人物，好多出名的企業家，但今天還在位的不多了。這些人其中有相當一批是沒有把這個問題把握好。你拿褚時健本身來講，他也屬於這種型別。

高科技企業發展有四道關口，第一是觀念，第二是環境，第三是機制，第四是管理，重要程度未必按這個排法，環境只是其中的一個。到後來，大家就要拼機制拼管理等等。對年輕同志在環境認識上的建議主要是，一個企業在成活的時候，會受到方方面面說不清的壓力，這些東西如果單個來的話，還能應付。有時候連續出現或者疊加在一起出現，就會有要死要活的危險，這種情況曾經發生過。但是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單個來的。兩三個壓力如果擠在一起同時來，這個企業可能就要受不了了，我就要受不了了。

對於企業的發展來說，周邊的環境也極其重要。對一個雞蛋孵出的小雞來說，37度半到39度的溫度最為合適。那麼，40度到41度的時候，雞蛋是不是能孵出小雞來呢，我想生命力頑強的雞蛋還是能孵出小雞來，但到了100度的溫度一定不行了。對企業來說，1978年以前可能是100度的溫度，什麼雞蛋也孵不出雞來。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可能就是45度的溫度，生命力極強的雞蛋才能孵出來。到1984年我們辦聯想的時候，大概就是42度的溫度。今天的溫度大概是40度左右，也不是最好的溫度。因此，生命力頑強的雞蛋就在研究自己周圍的環境，一方面促使環境更適合，一方面加強自己的生命力以便頑強地孵出來。

如果大環境不好，求助於小環境，小環境不好，試圖改造小環境，改變不了，寧可不做也不當改革的犧牲品。

◆我們用拐大彎的方式解決產權問題

在1987年前後，吳敬璉老師帶著工作組已在中關村進行過股份制改造，但我沒有找他們，認為時機不合適。這和開車拐大彎是一個道理，開汽車到一個地方急著拐，就要翻，如果提前知道要拐，就能拐過去。

直到1993年，我們覺得時機差不多合適了，所以向中科院提出改制，實施員工持股。雖然沒能一步到位，但拿下分紅權也是一個進步。

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很多事情都還缺乏相應的配套政策，這樣就使得在企業的生存環境中會有很多不應時的東西。

舉個例子，如果等到現在我們再來解決員工持股比例這一機制問題，那就很難解決了。我們當時是怎麼做的呢?關鍵是我們在從科學院拿到35的分紅權之前，在內部就先把分紅權進行了分配。我們這個班子的人在一起討論，如果有了分紅權的話，我們應該怎麼分配。這個為什麼重要呢?當對空餅進行分配的時候，不容易產生矛盾;但當真的餅放在這兒的時候，而且是價值增長得很快的時候，分配就很難了。所以當只是空餅的時候，我們可以只就分配的原則談，容易談，今天我們再做微調時，就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問題。

這批分紅我們並沒有貿然分掉，直到2001年，企業股份制改造的風氣又起來了，當時準備拿聯想做試點，由財政部、科技部、北京市牽頭進行改造，財政部認為不能讓國有資產流失，讓我們拿錢買35的股份。後來，經過評估，聯想當時的淨資產在打七折之後是四五個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