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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此舉招致了很多議論，白居易就是堅決反對者之一。但不知怎麼，吉甫仍然沒有表態，甚至在處理牛僧孺三人的過程中，也一點都未表示過不同意見，更沒採取他應該能夠採取的緩解措施，或者做些解釋。也許在他看來，這畢竟是一件小事，但吉甫做夢也想不到的是，他就此犯了他一生中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在數十年後，有不少人把這件事的過錯加到他身上去，由此給他的兒子--日後的一位傑出的宰相--釀生了一場重大的災難。

憲宗雖然不能擺脫宦官的影響，但對宰相的態度非常明智，他很清楚祖父德宗晚年的失誤就在於事事躬親，沒有做到用人不疑。同時，皇上也十分慎重，每次選用宰相都經過仔細的斟酌，一旦任用，便推心委之，經常與他們討論交流。政治的秘訣就在於對權力進行互相制約，每一種權力都不能無限膨脹，皇權和相權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什麼時候兩者能夠平衡，什麼時候就能顯出政治上的清明。憲宗做得很成功。

因此&ldo;元和&rdo;成為本朝歷史上第三個賢相輩出的時代，前二次分別是太宗的貞觀和玄宗的開元年間。

四月份，皇上儘管因中人之意罷免了翰林學士裴垍，但不久卻命他入相，時間是九月十七日。這是天子即位後任命的第五位正式宰相，五人基本是同時的，德行操守也都有口皆碑，不過有些摩擦也在所難免，主要原因還是李吉甫的為人性格所致。皇上起用裴垍，也是出於解決這個問題的考慮。

吉甫任翰林學士時與裴垍就有意見上的不合，武元衡經常為他們調停。吉甫入相後，偏激的毛病不時或犯，和鄭絪也產生過牴牾，對他事多因循很有意見，但是吉甫和他們的私交並不壞，彼此也相互敬重，裴垍得以入相，吉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吉甫得罪宦官在所難免，但吉甫不幸還得罪了另外一個人，就是時任御史中丞的竇群。這個竇群在王叔文當政時的表現證明瞭他確實是個小人，吉甫引起他的憤恨就註定是要倒黴的。

竇群與羊士諤、呂溫是同學，兩人當時都在御史臺，竇群便想提拔他們。本來，吉甫對二人也是十分讚賞的，即使是超資錄用也原無不可，但吉甫對竇群不先對他這個當朝宰相打個招呼就擅自主張很生氣，把任命扣壓了幾天。竇群是何許人？哪能輕易招惹，他立即就要報復。

御史中丞是御史臺長官，負責糾舉官吏過失，有一定的權力。竇群探知有一位叫陳克明的方士經常出入吉甫在安邑坊的宅第，便秘密地將此人逮捕，並上奏皇上，憲宗親自訊問，卻沒有查出什麼奸狀，皇上大怒，知道竇群誣奏，要將他斬首。這時倒反而是吉甫沒有計仇，勸住了皇上。風波雖然過去，但憲宗心裡對吉甫某些易招怨恨的處事方法多少有點不高興，開始想讓裴垍主持工作。

得知皇上這麼想，宮中不少人很高興，也紛紛說李吉甫確實不適宜久在相位。

這一年的九月，憲宗把吉甫也派出京外，出任淮南節度使。皇上自開始對藩鎮施加壓力以來，就經常把朝廷重臣派到重要的地方上出任節度，一是改變方鎮節帥自為除授的舊例，二是為了加強控制，早些時候的杜黃裳、武元衡掛銜出鎮都是先例。此次命李吉甫出鎮主要也還是這個意思。不過，本朝官吏都崇尚在京中任職，因此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出任外職，心裡都隱含著一些失意的成分。

吉甫此次為相實際不到一年半，但他深明時政，多有建樹。這兩年，在新財政長官李巽的努力下，國家的財政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吉甫撰寫了一部國情報告《元和國計簿》，匯總了全國方鎮、州府縣的數目以及戶口、賦稅、兵員狀況。從這份報告中可以看出，整個帝國有十五個道控制在不法藩鎮手中，不向中央申報戶口；而每年的財政收入，全部依賴於只佔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