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東行日記（二）(第2/2 頁)

的，若是大熙帝國將我們這些外邦人驅逐回國，我恐怕是免不了去巴士底獄中住上一段時間了。

雖然我的戲劇又一次給我在法國帶來了麻煩，但在大熙帝國，卻給我帶來了不少好處，我因此而結識了幾位大熙帝國的學者和官員，或者說大熙帝國的官員本身也是富有學識的學者，他們的官員大多要透過考試選拔，即便是貴族和皇室成員也不例外，而不像歐洲，只有貴族能夠充當官吏。

李先高，希望我沒有用法語寫錯他的名字，他是長沙大學堂的祭酒，來廣州大學堂交流時看了我的戲劇，與我交換了禮物，至今還有書信往來，他是大熙帝國經世學派的傳人，經世學派中細分了很多派別，我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弄清楚，這位李先高先生，傳承的是王夫之一脈的船山學派。

另一位則是廣東省的節度府主事，一位頗有才幹的事務官僚，名叫駱章，他所傳承的，是在大熙帝國的平民百姓和事務官中頗為流行的盧學派，我粗略的閱讀過盧學派的著作，這一派甚至激進的要求廢除貴族制度，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在一個擁有大量貴族的國家生存下來的，也許只能歸結於大熙帝國的開放和包容吧。

駱先生和李先生是忘年交，實際上，據我瞭解，經世學派和盧學派不少學者都是摯友，兩派發展至今，有逐漸融合的趨勢。

駱先生給我解釋過，經世學派大多代表著工商業和資本家的勢力，而盧學派則是替底層的工農發聲，這兩股勢力都沒有單獨對抗守舊封建勢力的能力，因此融合合作是大勢所趨，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影響思想理論的發展。

我對此並沒有太深入的研究，實際上，我至今還沒有完全理清大熙帝國各種紛繁複雜的理論，但我可以肯定，若是在歐洲、在法國，我所結識的這些學者，恐怕大部分都只能在巴士底獄中見面了。

無論如何，與這些學者的交流，讓我有了一個想法，我想要遊歷大熙帝國的各個省份、觀察他們的制度和風俗，還有科學院中的科學成果，為歐洲和我的祖國寫下一本啟蒙書籍，名字便暫時定為《哲學通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