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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書第一章&ldo;海權要素的探討&rdo;裡，馬漢從資本主義&ldo;商業（即商品輸出）立國&rdo;出發，認為海軍的存在主要是為了保護&ldo;商業&rdo;，即保護資本主義商品輸出。因此，他主張發展殖民地和海上戰略據點，認為這具有&ldo;商業&rdo;和軍事的雙重意義。他將國內產品（即資本主義商品）‐‐海洋運輸‐‐殖民地這三者歸結為海權的三大重要環節，提出海上力量（海軍、商船隊）、殖民地與海上基地、海上交通線是國家海權的構成要素。馬漢認為影響國家海權的基本條件有六個，它們是：（1）地理位置；（2）自然結構；（3）領土範圍；（4）人口；（5）民族特點；（6）政府的特點和政策。

該書出版以後，西方評論界認為，該書的緒論與第一章，即約佔全部文字六分之一的部分，是涉及國家戰略、國家政策的部分；而且，他們認為，從馬漢在這一部分中的概括性論斷中，可以看出馬漢在政治立場上已經成為一個強硬的帝國主義者。該書的第二章至第十四章，約佔全部文字的六分之五。評論界認為這些文字&ldo;是直接講述歷史，並側重講述海上戰爭史，企圖為海權在歷史上所起的&l;支配作用&r;，提供使人們理解的資料&rdo;。在這些章節裡，馬漢綜述以下戰爭，並著重綜述海上戰爭，這就是：第二次英荷戰爭（1665-1667，法國、丹麥於1666年2月與荷蘭結成同盟，共同對英作戰）；第三次英荷戰爭（1672-1674，英國與法國組成聯合艦隊對荷蘭作戰）；1688-1697年奧格斯堡聯盟戰爭（法國支援被英國國會廢黜的英王詹姆斯二世而引發的英法海上戰爭）；1701-1713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33-1738年波蘭王位繼承戰爭；1715-1739年英國西班牙戰爭；1740-1748年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英國與法國西班牙海上戰爭）；1756-1763年的七年戰爭（英國與法國西班牙海上戰爭）；1775-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中的海戰；1779-1782年英國與法國西班牙海上戰爭等等；並在第十四章中，專門對1778年的海戰進行評述，認為當時的海上強國‐‐英國，所以能夠稱霸於海洋，是依靠它實際擁有的和潛在的&ldo;強大的海上力量&rdo;，依靠它的海上&ldo;貿易&rdo;（即商品與鴉片輸出）和海上&ldo;武裝運輸隊&rdo;，依靠它的海外殖民地以及遍佈世界各地的海軍站（海軍基地）；馬漢還認為：&ldo;這些國內外據點的聯合及其間的交通線，可稱之為總的軍事形勢的戰略特點&rdo;，&ldo;作為海上交通線衛士的海軍，是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rdo;

海權，是一個戰略範疇，是國家海洋戰略與海軍戰略的核心與基礎。海權，是在古代隨著海上武裝力量在海上戰場的武裝鬥爭的發生、發展而萌生並逐步形成與發展的一個戰略概念，是海上戰爭實踐的產物，而不是任何人的頭腦的天賦創造。海權的實質是，國家透過運用優勢的海上力量與正確的鬥爭藝術，實現在全域性上對海洋上的控制權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集團，都可以運用這一戰略範疇去進行海洋上的競爭與鬥爭；而它們在運用這一戰略範疇時，都不可避免賦予這一戰略範疇以不同的形態與內容，從而使之形成具有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集團的歷史時代特徵與階級屬性的海權理論。

馬漢，作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壟斷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維護者，透過對古代、重點是17世紀60年代至18世紀80年代海上戰爭史的研究而提出的海權理論，在形態與內容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