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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ldo;；（二）當時土改運動中主要傾向是&rdo;與地主妥協的情緒&ldo;和分配土地上的&rdo;富農傾向&ldo;；（三）&rdo;群眾發動起來之後，把一切事情都交給群眾去處理，這樣一切問題都可解決&ldo;；（四）&rdo;用公債徵購土地是解決土地問題的一個好辦法&ldo;。二月八日，康生特別作了一個《關於土改問題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武斷地說，整個邊區土改主要不是&rdo;左&ldo;傾，而是與地主妥協的右傾。二月十七日，又向出席晉綏分局財經會議（即專員會議）的全體同志大講上改問題。他說：土改要採取&rdo;自下而上的搞清算&ldo;和&rdo;自上而下的搞徵購&ldo;兩種方式進行；分配要按&rdo;無產階級的分配辦法&ldo;，搞&rdo;平分&ldo;；運動中必須注意克服&rdo;與地主妥協&ldo;、&rdo;富農路線的分配方法&ldo;和&rdo;不發動群眾的官僚主義&ldo;等傾向。

在康生的這些報告中，最為突出的有兩條：一條是說當時土改中主要傾向是同地主妥協的右傾，因此，主張要大張旗鼓地加以反對；一條是說，群眾發動起來之後，要把土改中的一切問題都交給群眾去解決。康生說當時土改中主要傾向是右傾，至今還沒有材料來說明他的這個說法是否符合實際。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康生這裡所下的結論是僅根據隴東調查得出的。也許隴東地區在土改中確實存在著某些與地主妥協的右的傾向，但這未必是全隴東地區的主要傾向。就算是全隴東地區的主要傾向，又未必是其他地區的主要傾向。然而康生卻根據自己的調查，大肆推廣，武斷地說整個解放區的主要傾向是右傾，要各地毫無例外地去反右，這本身就是&ldo;左&rdo;的表現。至於明確提出放棄黨的領導，主張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其&ldo;左&rdo;的表現就更加明顯了。真是，&ldo;左&rdo;根未除，遇有適當氣候，

則舊病復發。

第二，晉綏土改。

一九四七年三月，康生隨軍撤離了延安。正當他要東渡黃河之際，突然接到黨中央關於要他去晉綏邊區搞土改試點的通知。這樣就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土改工作。康生的這次土改，具體地點是晉綏邊區山西境內臨縣郝家坡。他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到達的，同年七月，即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前夕離開的。前後將近四個月的時間。

康生在這次土改試點中，確有不少花樣，他自己也認為有不小的&ldo;貢獻&rdo;：（一）&ldo;搬石頭&rdo;。這是對著我黨農村基層幹部的。意思是說，我黨農村基層幹部是壓在農民頭上的&ldo;石頭&rdo;，是土改工作的&ldo;絆腳石&rdo;，必須予以&ldo;搬掉&rdo;，即撤職、清洗。尤其荒謬的是，我黨農村基層幹部在抗日時期執行黨的&ldo;減租減息，團結地主&rdo;的政策，也成為包庇地主，阻礙土改的&ldo;罪證&rdo;，‐一當&ldo;石頭&rdo;搬掉，統統予以殘酷批鬥。這種錯誤做法流傳甚廣。

可是，康生在&ldo;文化大革命&rdo;中，竟然不顧自己是&ldo;搬石頭&rdo;的首創者，厚著臉皮批起劉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八年的土改中搞&ldo;搬石頭&rdo;的錯誤來。

（二）任意侵犯中農利益。康生在土改中有一句名言：&ldo;運動未起來之時，照顧中農的利益，就是右傾&rdo;。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運動一開始就無所顧忌地任意侵犯中農利益。後來，康生還把這條&ldo;經驗&rdo;帶到全國土地會議上，竭力為其侵犯中農利益進行辯護。他說：&ldo;真正要滿足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