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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也好，這些外國人來到中國，真心實意地幫助中國革命，難免在不瞭解情況，甚至在根本就不理解情況的情況下，從他們原有的條件、環境，從他們原來接受的知識和受到的訓練出發，發出一些對我們革命情況不盡適合的命令與指責來。

關鍵還是我們中國同志。

我們是學習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長處，引導他們認識中國實情，還是把他們的經驗奉若神明、把他們的話語當做指示，「一句頂一萬句」？他們是先生，同時也是學生。不把握這一點，不引導他們學習和了解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不用事實去向他們證明他們某些東西與中國實情的脫節處，結果反而限制了他們本來應該發揮的作用。

把李德捧得高而又高的同志，最終反而害了李德。

1936年在陝北，李德曾深有感觸地對埃德加·斯諾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情況下採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瞭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他並非一無所獲。

伍修權後來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而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志本身。」「他作為一個外國革命者，致力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七年多，這種獻身精神也還是可取的。不過當時我們在領導上把他擺錯了位置。……他的錯誤有主觀原因，也有其客觀因素，即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特別是中共黨內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對此，我們都應更客觀和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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