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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都在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優勢。都要求對方改變做法。

事情難以轉圜。很顯然，中共中央不取得絕對優勢，張國燾不會迴心轉意。

12月5日，張國燾乾脆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聲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檔案，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今後，「你們應以黨的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並宣佈「一、四方面軍名義已取消」；「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准」。

分裂達到了頂點。

這一分裂的最終解決賴於三個因素。

第一是借用共產國際的威望和影響。

張國燾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時，張浩已經來到瓦窯堡。情況很明顯，僅僅靠黨中央的教育和勸導，難以解決問題，必須藉助共產國際的權威。毛澤東、張聞天與張浩商量，由張浩以「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幫助、教育張國燾；黨中央同張國燾之間的組織關係也用變通的辦法處理。

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安排張浩以「國際代表」這種第三者特別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現，表明毛澤東已經掌握了相當水平的鬥爭藝術。

12月16日，張浩以國際代表身份從陝北開門見山地致電張國燾：「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問題」；22日張浩又電：「黨內爭論，目前不應弄得太尖銳」；「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係，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斯科）中央代表團代管，此或為目前使黨統一的一種方法。此項意見望兄熟思，見復」；「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斯科）中央代表團代管」，這就是毛澤東、張聞天、張浩商量好的變通辦法。

張浩的電報對張國燾無疑是當頭一棒。他深知共產國際這塊招牌的權威。思考一段時間後，他致電張浩，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但又說中共中央北上行動是「反黨的機會主義路線」，「放棄向南發展，懼怕反攻敵人」，「向北逃跑」，是「一貫機會主義路線」的表現。

他依然照稱自己是「中央」；毛、周、張、博是「假冒黨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同時在黨內公佈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張聞天致電張國燾，望其停止分裂活動，否則「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實際情況是，在當時條件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無論是讓步還是警告、哪怕借用共產國際的權威，都還不可能扭轉張國燾。除去依靠強大實力，其分裂行動另一個重要基礎，就是認為中國革命的重心在四川，不在陝甘。

第二還有張國燾南下政策的破產。

張國燾為南下所作的準備是精心的。口號也實惠誘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運動中跟那位牧師學到的技巧：從大眾切身問題入手。

張國燾又實惠到庸俗的地步了。搞革命僅僅為了吃大米嗎？

但南下最初確實頗為順利。

10月7日，張國燾以「軍委主席」名義下達《綏崇丹懋戰役計劃》，決定以主力迅速而秘密沿大金川夾河並進，奪取綏靖、崇化，然後分取丹巴、懋功。

8日，部隊分為左右兩個縱隊開始行動。

12日，攻佔綏靖，擊潰守敵劉文輝部兩個團。

15日，佔領崇化。16日，攻克丹巴縣城。19日襲佔達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