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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而塑造的自由概念，乃對於這個問題想作任何真實的瞭解之一障礙。”顯然得很，曼海門博士對於“自由”一詞之用法，與極權主義的政客口中所謂的“自由”，是同樣的錯誤。曼海門博士所說的“集體自由”，正如極權主義的政客口中所謂的“自由”一樣，並非社會上各個分子底自由，而是計劃者為所欲為的自由，即是，高興把社會怎樣弄便怎樣弄的漫無限制之自由。（所謂“國家自由”，亦復如此：即自命代表國家者毫無責任地對邦國事務為所欲為之自由。——譯者）這種自由，不過是把自由與權力混淆到了極點的一種說法而已。（一針見血之論。同樣，“負責”與“獨裁”也可作這種混淆。有人說“獨裁”即是“負責”。這等於說“公婆”即是“媳婦”。“負責”者只能在受委託的條件之下享受有限的權力，而且其行使權力之結果隨時得受追究。“獨裁”者底權力實際純由擅取，無限擴張，而且任何人對其行使權力之結果不能追究。二者之差，判若雲泥，豈可混為一談？——譯者）

字義之歪曲，由來已久，並早已為德國哲學家所優為；許多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亦擅長此道。除“自由”以外，還有許許多多字眼同樣遭受歪曲之刑。例如，“正義”、“法律”“公正”，和“平等”，這些字眼也都遭到同樣的待遇。像這樣的情形，幾乎遍及常用的道德名詞和政治名詞。（亂事者常自亂意始——譯者）

如果我們對於這一套偷天換日的文字魔術沒有切身經驗，那末，我們便不容易洞悉改換文字意義的效力，和因之而引起的思想混亂，以及對於任何理知性的討論之障礙為何。假如兩弟兄之中，一個有了新信仰，不久以後，他說的便是一種不同的語言。結果，這兩兄弟之間，便發生語言阻隔之苦。（思力精細的人都會感到這一苦——譯者）如果借文字之移義來表述政治理想，並且一直繼續下去借以影響一班人底想法，那末意義之混亂便更趨嚴重。這樣弄下去的話，日子一久，整個的語言原有的作用便為之敗壞，並且被濫用者據為己有；而且文字也就變成空殼，不復有任何確定的意義。（所以，需用語意學來救——海光）

吾人需知，要有計劃地剝奪大多數人獨自思想的能力，並非一件難事。但是，到了大多數人失去獨自思想的能力時，少數人即使要保留批評的能力，也將被迫保持緘默。（此乃經驗之談也。當多數人習於以非為是時，如有極少數人說真話，豈有不被群起而攻之之理？現代極權統治者無不侈言“群眾路線”。良以彼等可發動群眾消滅少數異己分子也。最大多數人被欺被愚而造成清一色之思想以後，萬一有少數清醒分子指出大家之迷妄，必立遭群眾群起而攻，以致淹沒於愚人之海。這種拿群眾統治群眾的技術所產生之效果，遠勝於舊式的直接“捉將官裡去”。——譯者）

在施展極權統治時，極權政府以各種方法，直接或間接地，強制人民對於政府計劃之每一細節，以及政府底每一措施，都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並且不可批評。（理之當然也。——譯者）極權政府既然要人眾毫不躊躇地支援其所計劃的公共事務，而且要大家相信政府所訂定的目標是正確的；不僅目標是正確的；而且手段也是不錯的；所以，公眾的批評，甚至於懷疑的表示，都必須予以壓制。因為，這些行期會動搖人心。人心動搖，會削弱大家對政府事務的努力。韋布夫婦在報道蘇俄的情形時，曾說：“當工作正在進行時，任何人對於政府底措施如公開表示懷疑，甚至害怕計劃不能成功，便被視為不忠，甚至被視為圖謀不軌。因為，這些行為可能動搖別人底意志。”（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也”！在民主國家，人民對於政府措施表示懷疑的批評，乃理所當然。可是，在極權地區，人民如對政府措施公然表示懷疑，便被視作不忠，甚至是“反動份子”。被視作反動份子者，其後果是不難想象的。因此，在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