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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可如法炮製，則不難製出吾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備的專制政體。（對極了！——海光）

實行法治時，有一面吾人須予注意，即立法權底範圍必須限制。當然，立法權的範圍之限制，乃限於普遍法律之制定。所謂普遍法律，意即前面所說的形式的法律。立法者從事立法時，不許為何人特別立法，且不許幫助何人利用政府底壓制權力透過何種法案以利私圖。所謂實行法治，並不是說國中每件事皆受法律管制。（請注意此處。——譯者）恰恰相反，法治之主旨是說，政府底壓制權力只能在法律事先規定好了的條件下才可行使。實行法治時，不許有例外；如有例外，法治精神便為之破壞。也許有人不能贊同我們在以上的說法。他們也許會說，蘇俄是否實行法治，端視其獨裁者底絕對權力是否依憲法程式而取得者。（但作此類主張者須知，這樣的玩法戲劇在蘇俄之演出，與電影戲劇之在美國演出正復相似。——譯者）

有些國家實行法治之主要基礎是建立於人權法案上；有些國家之實行法治是建立於憲法的法典之上；有些國家實行法治時所依據的原則是一堅穩的傳統。無論是否這些，都無關重要：有關重要者，乃立法權必須受到限制。吾人之限制立法權，就意謂著承認不可讓渡之個人權利，就是承認不可侵犯之人權。（海耶克教授可謂道出法治之根本。——譯者）吾人須知，所謂“法治”，並不就是“依據法律條文而統治”。如果所謂“法治”就是如此，則斯大林也可以說蘇俄是實行法治的地區。（譯者按：“法源”如不在一般人民，而實際操諸少數人之手，則任何“法治”形式徒作治理機構行使專斷權力之掩護：使許多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此治理機構底行動是“合法的”。一般人常預先假定凡“合法的”便是好的。一究其實，這類的“合法”行動，常常是有害於大家的。因此，這個樣子的“法治”不是以保障人權為主旨的法治；而是治理機構以“法”來“治”人的“法治”。這樣的“法治”，是政府用來對付人民的“法治”。）真正的法治，就其重要意義言之，是人民用以約制政府以維護其自己利益的工具。所以，無論法治採取何種形式，其普遍核心應為保障人權。（正確之至。——海光）

有些知識分子陷入一種混亂衝突的思想之中。他們相信威爾斯（E。G。Wells）底一重要主張。威爾斯主張最廣泛的中央管制計劃；可是，他同時又為人權而熱烈辯護。這兩種主張是互相沖突的。如果我們希望保持個人權利，那末必至妨礙中央管制計劃。我們要實行中央管制計劃，便無法保持個人權利。我們不能既實行中央管制而又保持個人權利。熊掌與魚，不可得兼。這是一種兩難（dilemma）。威爾斯有時似乎也認識這種兩難，而陷入這種兩難之中。因此，他所擬議的“人權宣言”的條文裡頭，有些話躲躲閃閃，七折八扣，以致未能維護人權底基本要旨。例如，他底宣言聲稱每個人“有權利買賣一切合法買賣的東西，而不受任何等差的限制。”這一條確乎是值得讚賞的。可是，他立即接著說，這一條只適用於“買賣與公共福利相合的那麼多的東西。”加上這一條限制，便使得原來的一條變得毫無價值了。自然，一切加於買賣行為之限制，照許多人看來，是必要的。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為了“公共福利”而行的措施。可是，吾人需知，在實際上，這一條款既不能有效地限制什麼買賣，同時又不能保障一般人的權利。（真是兩俱失之。一切“半調子”式的統治制度，實施之結果，無不如此。行此類辦法，官方固然滿足了一種“統制欲”，但卻害苦了老百姓：大家只有悶著買更貴的東西。——譯者）

自社會主義運動開始以來，有許許多多社會改革者對個人權利大肆攻擊。他們說，所謂個人權利，乃一“玄學的”觀念。他們強調，在一個有合理秩序的世界裡，根本沒有所謂個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