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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著相當規模的現代化學校。

時間定格在1862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中國的首個官辦的外語人才學校與日本的私人的外語人才學校同時起步。

同年，福澤諭吉作為一名微不足道的翻譯，得到了第二次出洋的機會。他自己後來寫道：“文久元年冬天，幕府決定向歐洲各國派遣使節，我也受命隨行。第二年春天，先到法國，然後又周遊英、荷、普、俄、葡等國，文明的文物無不使人耳目為之一新。如醫院、貧民院、盲啞院、精神病院、博物館、博覽會等，眼之所見，沒有不新奇的，一聽到它的作用，沒有不為之心醉的，我們這一行日本人不只停留在吃驚上，而是一面感到吃驚，同時又加以羨慕，想在日本國也把這些實行起來。這種雄心當然禁也禁不住。這就是我逗留歐洲一年的到處筆錄的情況，回國後加以整理，並參考了一些西方著作寫成了書，這就是《西洋事情》”。

更具對比性的一幕出現在福澤諭吉的回憶中，此番遊歷中他在倫敦偶遇三年前來此留學的中國人唐學壎，兩人相談甚歡。一次偶然談到洋學教育的問題，福澤詢問其時中國有幾名洋學者，唐學壎估計只有十幾人。福澤大吃一驚。唐又反問：貴國如何？福澤諭吉說，我們能懂英文的數以千計，能理解還能翻譯教育別人的至少也有500多人。

福澤諭吉從這一刻斷定，清國氣數已盡。

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這是一本改變日本歷史的暢銷書，正版加上盜版，創下了25萬冊的銷量。憂國愛民的日本人士，幾乎人手一部，把它當做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價值，不只在介紹歐西文物而已。此書是諭吉嘔心的傑作，充滿著睿智的表現，顯示諭吉的思想體系初告成立。

這一年，60多歲的徐繼畲也終於可以把自己的嘔血之作《瀛寰志略》當做教科書在同文館開始講習。令人惋惜的是，這本應是20年前就已經暢銷的一本書。徐繼畲本是山西五臺人，因長期連續供職於福建、兩廣之地，使之與外部世界有了密切的接觸。鴉片戰爭的當口，徐繼畲正在汀漳龍道的任上，其駐地與廈門僅一水之隔。廈門的淪陷，他是親眼目睹的，徐繼畲兼任閩浙總督後開始得以和外國人交往加密，瞭解到很多國外的各種情報。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甲　上兵伐謀（4）

他是一個地理迷，毫無疑問。現有的文字資料顯示，這位山西人首先把自己的家鄉考證了一翻，《堯都辨》、《晉國初封考》以及《兩漢幽並涼三州今地考略》都是傳統的輿地考證，他主修的《五臺新志》中亦對當地地理面貌有詳盡描述。

徐繼畲在英國人、美國人、荷蘭人帶來的地圖中發現了一個事實，中國並不處於地球的中央。大清帝國已不是萬世一系、獨一無二的世界中心；在地球上，另有一個為中國人全然無知的新世界，在那裡存在著近代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後來者以此稱呼他的確不為過。徐在地理上終於走出中央帝國的傳統概念。《瀛寰志略》因此與此時的另一本暢銷書《海國圖志》有了鮮明的分野，在《海國圖志》裡面沒有中國，魏源所謂的“海國”，仍環繞神州——“中國”之島嶼番國。

徐繼畲則告訴我們，“瀛寰”分為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阿墨利加四洲，而中國居於亞細亞，為亞細亞第一大，而非“瀛寰”最大。

正是因此，徐繼畲不再把英國人稱之為“英夷”，而呼之為英吉利。稱英國領事李太郭為英官，而不叫做英酋。後來的神光寺事件中，正是有了不同的認識，徐繼畲不再主張強硬地驅趕來到此地的英國人，他認為普通的英國人入居福州城內，既無任何安全問題，也並未有使中國人失面子的地方，可惜當時的清議卻是強烈反對洋人入城，由此而引發了諸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