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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失守！臺兒莊，你偉大光榮的戰史，將與日月同輝，與民族永存！”　。　想看書來

謝冰瑩（2）

1940年，謝冰瑩在西安主編國統區鮮見的大型文藝刊物《黃河》，眾多名家均為她撰稿。這期間，她的創作慾望空前旺盛，先後出版了《新從軍日記》、《在火線上》、《戰士的手》、《姊姊》、《梅子姑娘》、《寫給青年作家的信》、《抗戰文選集》及《在日本獄中》。對這段生活，她在後來出版的《我的回憶》中寫道：

我的生活是充實的，我的生命是活躍的，我整天陶醉在革命的歌聲裡；那些雄壯的歌聲，可以使我的精神振奮，可以使我的意志堅強，可以使我的感情熱烈！那時候，我和兩百多個女同學，完全忘了自己，只知道國家民族。儘管個人的力量是那麼微弱、渺小；但團結，就是一股不可抵禦的力量啊！

一邊教學，一邊筆耕

1943年夏，謝冰瑩從西安來到成都，在製革學校任教。日寇投降後，她高興地赴漢口任《和平日報》（原《掃蕩報》）及《華中日報》副刊主編，還創辦了幼幼托兒所。1948年夏天，謝冰瑩來到瀋陽尋找寫作素材，但到了山海關因鐵路被毀壞而無法往前走，好容易從山海關到北平，這時遠在臺灣的梁舒來信，稱臺灣省國立師範學院中文系聘請她去當教授。於是謝冰瑩便積極籌劃赴臺之事。她的先生明達（賈伊箴）起先反對，最後還是同意了。她先到上海，住女作家趙清閣家。8月下旬離開上海，謝冰瑩帶女兒莉莉先到臺灣，住臺北和平東路2段4巷18號，丈夫和兒子暫留北平，不久也到了臺灣。

到臺灣後，謝冰瑩雖稱對政治不感興趣，可政治卻主動找上門來。1950年5月4日，她出席了官方的“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還和有名的右翼文人張道藩、陳紀瀅、王平陵等十五人一起當選為該會理事，併成為當時所謂愛國小說家之一。1955年5月5日，“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成立，發起人有蘇雪林、謝冰瑩等三十二人。該會於1969年4月20日改名為“中國婦女寫作協會”，謝冰瑩仍是該會的臺柱人物。

謝冰瑩的文藝觀比較守舊。60年代初，新銳女作家郭良蕙在《徵信新聞報》“人間”副刊連載長篇愛情小說《心鎖》，由於大膽地描寫了性心理，蘇雪林便以衛道者身份著文斥《心鎖》為“*”。謝冰瑩也在《自由青年》第337期發表《給郭良蕙女士的一封公開信》。在此信中，不僅指責《心鎖》的“黃色”，還攻訐郭良蕙在“搔首弄姿”，還說她“發了財”。蘇、謝的文章均是“婦女寫作協會”受少數人操縱、導演出來的女作家攻擊女作家的一場鬧劇。後來，“婦女寫作協會”乾脆開除了郭良蕙的會籍，然後向“內政部”提出檢舉書，“內政部”便據此查禁了《心鎖》。謝冰瑩在這裡起的作用無疑是負面的，不利於作家的自由探索。

到臺灣後，謝冰瑩另一個變化是由不迷信鬼神到向佛門皈依。在1956年拜師後，她還取了“慈瑩”的法名。促使她信佛的背景是：1954年，謝冰瑩為《讀書雜誌》寫長篇小說《紅豆》，當連載到第3期時，難以為繼，只好暫停。由此她忽然想起有求必應的觀音菩薩，於是虔誠地帶了日用雜物到廟裡居住。向菩薩叩拜後，她受阻塞的靈感便暢通起來，一夜之間就寫了五千多字。由於在廟裡多住了幾天，連載小說終於完成。乍看起來，這個故事有點玄，其實是由於作者換了一種創作環境，在廟裡摒棄了一切俗事的干擾，靈感之鳥才向謝冰瑩重新飛來。但謝冰瑩並不這樣看。她把這個故事描繪得栩栩如生，並更堅定了她“信則有，不信則無”的看法。她為了表示對宗教的熱衷，特地在家裡請了尊觀世音菩薩像，以便每天膜拜。即使是桌上擺的白銀小塔，也不忘放來自印度的舍利子。由於對佛教耳濡目染，她便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