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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風氣和文藝的墮落致友人書

為出書辯誣致友人書

為贈送《文壇往事辨偽》致友人書

為蘇某欲扼殺《亞洲文學》致友人書

為蘇雪林狡辯“作協”會員大會會期問題致“作協”書

為前次闢謠信已得效果致友人書

為蘇雪林說“無恥文棍亦虛擬之詞”自證其誹謗致“作協”書

為反駁蘇某自撰之《蘇雪林教授訪問記》致友人書

這些書信牽涉許多文壇是非，並連累了不少人。無論是聲援劉心皇的，還是同情蘇雪林被“算舊賬，挖老根”的筠叟先生28，這都是對他們寶貴時間的侵佔和浪費。這場論戰還浪費了《自立晚報》、《世界評論》、《醒獅月刊》、《亞洲文學》、《反攻》、《作品》等許多媒體的寶貴篇幅。雖然這場論爭是由蘇雪林不實的“話往事”的文章引發的，但“話往事”本身就是雙刃劍。當蘇雪林用“流氓大師”、“青皮學者”來稱呼魯迅和用寫黑信的方式誣告劉心皇，而劉心皇又用編書的方式去傷害蘇雪林這位老作家的政治生命和藝術生命，甚至是用其做徹底搞臭、搞垮蘇氏的政治棍棒時，這件事已走向“案件化”和“新聞化”，已與文學無關，與蘇雪林無關，甚至與劉心皇無關。如果在劉、蘇兩人均已先後作古的今天還糾纏於某些細節（比如郁達夫未能到暨南大學任教，是否系“某女作家”蘇雪林寫誣告信上訴*而砸掉了郁達夫的飯碗；蘇雪林說胡適請她吃飯，在“受寵若驚之餘，竟有一點如醉如夢，疑幻疑真的感覺……”，是否屬於“親愛禮敬之處”或是暗戀上了胡適），人們就將永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我們今天看到的事情真相不是蘇雪林是真的“擁魯”還是“反魯”，也不是劉心皇是否真的在求證文壇往事的真偽，而是從中看到“*”環境下的白色恐怖，如何使一場學術論爭變成了互扣紅帽子的你死我活的爭鬥，使批評者與被批評者之間的關係因泛政治化變得如何劍拔弩張。

當文學史家劉心皇寫下“文壇往事辨偽”這一書名時，其開端就是結局。無論此筆墨官司誰勝誰負，都意義不大。這其實是一出鬧劇。這場鬧劇雖然使神聖的學術討論受到羞辱，但也有積極的作用，那就是在禁談魯迅的年代從反面宣傳了魯迅，正如1953年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在勸蘇雪林不要出版“反魯”專書時說，“臺灣同胞並不知魯迅為何人，魯迅集子在臺灣又是禁品”，現由她不斷寫文章談“擁魯”還是“反魯”，這“不是替魯迅做宣傳嗎？”29尤其是高喊“魯迅崇拜萬勿提倡”的蘇雪林，甚至把國民黨兵敗大陸歸結為魯迅“投共”，這是對魯迅另一種方式的“抬舉”。蘇雪林用自己的拳頭擊傷了自己，劉心皇用“豐富”的史料所打造的亦是一根很粗的反效果的恥辱柱——正如當年作魯仲連的柳浪所說：劉心皇非難、牽絆與打擊蘇雪林，其作用是“無形間有利於”*。基於此，我們對他們反魯、反左在“感謝”之餘，還要指責他們互扣紅帽子助長了當時的白色恐怖氣氛，在學術上既褻瀆了魯迅，也傷害了胡適。30

總之，“文壇往事辨偽案”是一面本能*與無法躲開30年代文藝的鏡子，映照出“悼大師”的蘇雪林與“往事辨偽”的劉心皇各具形狀的靈魂。可悲的是，劉心皇在1996年去世前夕，還對這筆官司念念不忘，當他得知筆者寫過一本《臺灣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31，在書中提及“辨偽”一事時，除給筆者寫了一封長信大罵蘇雪林外，還寄來一包發黃的《文壇往事辨偽》和《從一個人看文壇說謊與登龍》，要我轉武漢大學“蘇雪林著作陳列室”，企圖用當年出書和今天送書辯誣的方式洗刷自己“檢舉”蘇雪林有“擁魯”前科的恥辱，而卻把不擇手段攻訐老作家、欲置人於死地的更大恥辱留給了臺灣文壇乃至兩岸文壇。

謝冰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