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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他翻到其中的一篇《李白詩中的戰鬥性與入世精神》中有一句說‘李白對國家的強大統一是非常關懷的’。他說：‘這就該罵！這還不是有問題嗎？’我說：‘怎麼呢？李白關懷國家強大統一是客觀的歷史事實。而即使引申到現實意義來講，我們豈可不關心國家的統一強大呢？哪有什麼不妥呢？’不料余光中竟說：‘李白也有問題，他曾經追隨永王璘……’真想不到餘先生竟連對李太白也要展開起政治清算來了”。19

這裡所說的余光中指責“李白也有問題”，是因為在*體制下，一般不允許人們自由討論中國統一問題；還因為余光中不認同*，他只認同文化中國。正因為高、餘兩人政治觀點南轅北轍，故余光中看到該刊後幾天，就寫出《狼來了》一文，洛夫立刻在一個座談會上引用，作為指控某些人“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佐證。過了幾天，余光中又從香港回來打電話給高凖，高問他“狼”是不是指唐文標，因為唐曾經罵他又給他戴帽子。餘說：“人家戴我多少帽子，我就不可以戴他一頂嗎？”高說：“人家對你是道德意義上的指責，而你造的這頂帽子卻是要把人送進監牢去的，這可不一樣也。”余光中就說：“這也不是戴帽子，是抓頭！”高凖說：“有一句古話說‘羅織成罪’，就是這個意思吧？但你既說不是指《詩潮》第一集而言，請你在另文中澄清一下，因為已引起誤會。”但余光中立即拒絕了，他忽然變了一種粗嘎的聲調說：“老實說，對《詩潮》也沾到一點邊！”余光中在電話裡一開始否認“狼”文是指《詩潮》，後來又說是指到一點，《狼》文內容則又在某一二句子的氣氛上，弄成可能引起人家對《詩潮》誤會的樣子。高凖認為余光中如此前言不對後語，實在使人失望。20

余光中（6）

高凖從此和余光中“交惡”，積怨頗深。儘管如此，他介紹的上述情況，還是對我們瞭解《狼來了》的寫作背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陳鼓應三評余光中

陳鼓應原先任教於臺灣大學哲學系。1972年12月4日，他和王曉波及一些學生效仿李白關懷國家的強大統一問題，在臺大舉行“民族主義座談會”，宣傳中國統一等主張，後被捕。釋放後他無法教書和工作，曾出版過《存在主義》、《莊子哲學》、《悲劇哲學家尼采》、《古代呼聲》。他給人“一個激烈的自由主義者”印象，沉寂多年後因發表評余光中的系列文章聲名大振。

陳鼓應與余光中不存在個人恩怨。十年前，他們同是《文星》的作者。余光中給人的印象似乎也是自由*人士，可《狼來了》發表後，陳鼓應改變了看法，並把他的作品全部找來細看，發現問題頗多頗大，其中最重要的是沉湎於資本主義病態生活的頹廢意識和虛無情緒、買辦意識和自我膨脹。他的作品裡絲毫見不到他對別人的關心，也見不到他對社會人群有任何的關懷。他到了美國以後，看到高聳入雲的帝國大廈，以及千里公路，萬里草原，他立刻就被那裡的物質文明所震懾，回頭想到中國的貧窮，由此產生了民族的自卑情緒；又由於向美國的認同發生了阻礙，就越發對自己的民族國家產生了羞辱感，因而有一連串羞辱祖國的文字出現。21

有了這些看法後，陳鼓應便以一個讀者的身份連續寫了“三評”：《評余光中的頹廢意識與*主義》22、《評余光中的流亡心態》23、《三評余光中的詩》24，並結集為《這樣的詩人余光中》25出版。

對《狼來了》這篇文章，陳鼓應同意徐復觀的說法：這是拋給作家的血滴子。這不能單純從“*”來解釋：“實際上他寫《狼來了》的真正動機，只是因為有一群新起的作家影響了他的作品的市場，吸引走了他們的讀者；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便不惜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