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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的嘗試。我們相信在不斷的嘗試中可以使戲劇藝術漸次達到一種較高的階段。

（原載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南京《新民報》日刊）

《“音樂底報酬”呢？》

聽到聶耳的死信是在出獄那天的早晨。那天素斐來看我，除了一些吃的東西之外，她帶來了這個訊息，這是多使我震驚和絕望啊。是的，“絕望”！

在激動的生活中有著種種新的感情和意念的我，正期待聶耳把它形象化，聽覺藝術化。忽然失去了這樣一個有力的、有前途的合作者，怎能不使我一時陷於絕望呢？況且國難嚴重的中國，這樣的革命青年一個個或膏草莽，或逐波臣，怎麼不使人悲憤呢？回到號子裡，仰望布著鐵網的天窗，我的熱淚紛紛地落在枕上了。

我是在膠州路什麼裡，明月歌舞團的宿舍裡認識聶耳的。他在廣州當過兵，在上海也參加過反帝運動，沒有那些吃歌舞飯的特有的習氣。所以我們很快地就成了忠實的朋友。他是精進不懈的，無論音樂技術和一般問題的理解，他的進步都很快。而最可寶貴的是他的革命性情。這樣，儘管在技術上超過聶耳的音樂家很多，而象他那樣有感動力的卻少。這樣使他在流行歌曲界劃了一個新時期成為國防音樂運動的先驅者。

朋友們都嚷著給聶耳做週年紀念了，要我寫文章。我才驚心到聶耳死了一年了，我也出獄一年了。在他死後的這一年中，我們做了一些什麼呢？我們是否給了聶耳的寄與以應有的報酬呢？國難是比一年前遠為嚴重了。豈止華北客觀上已非我有，連華中、華南也岌岌可危了。正如我們在《義勇軍進行曲》裡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但是我們吼了沒有呢？一隻看不見的魔手企圖掩住每一歌唱者的嘴，連當日他灌的某一些唱片也被禁止了。

自然，我們沒有理由悲觀的，聶耳死了，他的唱片被禁賣了，而他的歌聲依然活在廣大中國革命民眾的口裡。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我們大家唱著他的進行曲，勇敢地向革命的國防戰線前進吧。郭沫若先生悼聶耳的詩曰：

雪萊昔溺死於南歐，聶耳今溺死於東島，

同一是民眾的天才，讓我輩在天涯同吊。

大眾都愛爾的新聲，大眾正賴爾去喚醒，

問海神爾如何不淑，為我輩奪去了斯人？

聶耳啊我們的樂手！

爾永在大眾中高奏，我們在戰取著明天，作為爾音樂的報酬。

對的，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們大家努力爭取光明的明天，作為對於我們死去的天才樂手最好的“報酬”吧。

（原載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南京《新民報》日刊）

《月夜訪大場戰線》

因為大場之線一時頗為吃緊，為著理解前方實際情形，我們在參加了一個戰時風景線之一的結婚宴之後，上了友人××君預備好的車。到前線去視察是朋友們共同的要求，因此想去的當時有八人之多，但車子實在無法容納，結果去的是謝冰瑩、熊嶽蘭、胡萍三女士，劉保羅、蔣先啟、範長江諸先生和我。（冰瑩在前線服務，以患喉疾暫時到後方休養。）送亞子先生歸寓後，車子出了租界就直開戰地。沿途從美麗的近代住宅到農民的竹籬茅舍，多被敵機轟炸得梁摧棟折，瓦礫成堆。

××路一帶在若干年前也曾偕友人們驅車納涼繞過這兒，現在夾路楊柳在戰火中也憔悴得可憐了。過某地後的公路的一段也被破壞了，車子得繞小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