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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隗、刁協既然將其命運繫於皇權，所以毫不在乎來自門閥勢力的種種非議和反對，繼續在晉元帝的支援下，採取了一系列弱枝強幹的措施，從而使得皇權與門閥世族之間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二、王敦起兵，以清君側

東晉初年主弱臣強的重要原因，就在於門閥世族握有軍權，盤據外藩，司馬氏為代表的中央皇朝幾乎無兵可用。在握有強兵的諸家族中，以琅邪王氏為最盛。王敦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軍事，居長江中上游重鎮，與內控建康朝權的王導遙相呼應，是威脅封建皇權的主要力量。王敦又因素有重名，有擁立之功，專任外藩，“手控強兵，群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朝廷，有問鼎之心”（《晉書·王敦傳》）。因此，劉隗、刁協認識到，欲加強皇權，僅僅實行“以法御下”是不行的，還必須削弱乃至剝奪門閥世族的兵權。於是，劉隗以王敦威權過於強盛，終將成為禍亂之源為由，竭力勸說晉元帝司馬睿任用心腹為外藩方鎮長官，以收兵權。此議剛剛提出，恰好湘州刺史出現空缺。王敦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力範圍，立即表請以自己的親信、宣城內史吳興沈充為湘州刺史。湘州號稱南楚險國，據長江上游之勢，位於荊交廣三州交界處，是“用武之國”（《晉書·閔王承傳》）。控制湘州，對建康東晉朝廷來說，無疑等於在王敦勢力範圍內打進一個楔子。因此，晉元帝在劉隗、刁協等人的勸告下，未理會王敦的表請，而於太興三年（320）十二月，任命自己的從叔父左將軍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可是，因湘州經動亂後荒殘困弊，加上譙王承本人將才不足、能力較低，故王敦雖心懷不滿，但對此也並無太大異議。他憑藉湘州位於自己的都督區內，既不給本來就沒有多少軍隊的湘州增加兵員，又不供給軍事器械，聽任譙王承之鎮湘州。主弱臣強的局面仍未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

王敦知道朝廷不信任自己，就要求將部下在揚州的家屬接到荊州。其用意有二，一是如朝廷同意這一要求，則可收買人心，並可以防備來自建康的不虞；二是如朝廷拒絕，則可因此煽動將士對朝廷不滿，為起兵提供藉口。劉隗、刁協接到王敦的上表，認為王敦奸逆之心已經昭著，則一方面抗絕了王敦的要求，以期用王敦部下家屬為人質，牽制王敦以便儘可能地延緩他反叛的時間。另一方面，開始積極地著手建立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和指揮的新軍，以便在萬一王敦反叛的情況下，不至於因無兵可用而束手就擒。但在當時的軍戶制下，良人無當兵的義務，軍戶又多由門閥世族所把持，故建立新軍，必須要解決兵源問題。為解燃眉之急，尚書令建議徵發揚州諸郡的奴客為兵，以備徵役。太興四年（321）五月，晉元帝下詔發奴為兵。七月，任命親信、尚書僕射戴若思為徵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以丹楊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今江蘇淮安市），各領以奴為兵者萬餘人。劉隗、戴若思臨行前，晉無帝司馬睿親自來到他們的營地，慰問勉勵將士；併為劉、戴二人設宴餞行，開懷暢飲，賦詩勵志。

劉隗、戴若思分別鎮戍合肥、淮陰，名義是為了防禦北方入侵，實際上則是使合肥、淮陰、建康形成犄角之勢，以應付可能發生的王敦反叛。劉隗出任外藩後，仍遙控朝政，凡是朝廷重要事務，如選舉用